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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丁站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所谓“行李”也就是牙膏牙刷毛巾。他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因为不准备换洗。
“你要做什么？”
老董晓得事情不妙了。
“我走。”
“莫戆！要出事的。”
“咬我卵！”
“比咬卵厉害，会打你反革命的。”
“反革命就反革命！”
小丁出了省革委招待所，想想不能连累家里人，便连省城的家也没有回，当天就搭车回了小镇。镇上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结束。小丁进宿舍，刚一头栽在铺上，外面就有人敲门。是两个背着枪的武装民兵。
给小丁落实政策，说他不是反革命，仍是知识青年，是差不多一年后的事。那时候省革委主任自己成了“反革命”。
六
落实政策，是给小丁落实仍是知青的政策，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跟别的知青一样回城。现在的这个“知青”，虽然名字仍叫“小丁”，但却是一个做过反革命的“知青”。
队上的乡下人倒很有几个同情小丁的。私下劝他，死了回城的那份心，安心在乡下过，我们帮你做屋，帮你找里头人（老婆）。
小丁不肯。宣布他不再是反革命的第二天，他回了城，在家里住了几个月。别的路都是绝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设法买通一个医生，开一张疾病证明书，证明他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样可以办“病退”回城。这是好多身强力壮的知青用过的成功法子。几个月过去，他已经拖得骨瘦如柴，完全应该病退了，就是没有一位白衣天使肯证明他“丧失劳动能力”。
日子已经过到尽头。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想起几个月前走得匆忙，乡下还留下几件被子、衣服之类稍值钱的东西是家里人用得着的，便又省回到小镇来。班车是天亮前从省城开出的，到镇上是半上午。下车后他不知为什么生出一个念头，想去找一找镇上的老杨。
小丁和老杨并没有太深的交情。老杨有一年在农业大队蹲点抓路线教育，前后大约有三个月时间。有一天来小丁插队的这个生产队，见他一个人在先前住过几十口人的知青点进进出出，有些奇怪，夜里便来寻他聊天。他说他喜欢同城里伢子聊聊天，长见识。小丁正在做反革命，不摸他底细，向来也没有镇上干部来跟他“聊天”、“长见识”的，便木本地看着他。他对小丁的“反革命”好像一点也不在意。那天夜里坐到很晚才走，找着话头聊东聊西。说他六○年的时候差一点坐了牢。那时候他是公社书记。到县里开会，报产量。他看别人报亩产一千斤，他也毛了胆子，报了五百斤。其实他在的那个公社，很多冷浆田，平均亩产不到三百斤。县里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要他重报，他还是报五百斤。领导就拍了桌子，说他是头一的保守分子，右倾分子。他就问怎样报才不保守，不右倾。领导说，你最少该报一万斤，别的省，别的县已经有报十万斤的了。他起先以为这回是自己听错了，等到确实弄清了领导的意图，他站起来说，那你让别人报吧。后来就开除了他的党籍，职务一撸到底，弄到这个偏僻的镇上来当勤杂工。好几年后才恢复了党籍，让他做了副镇长。
老杨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怨气，口气很平淡，像说外国人的事。他人矮矮的，头也不大，却有一个宽脑门子，一张阔嘴，嘴唇很厚。眉头常是蹙着，细细的眼睛老是盯住一个地方，好像深思什么奥秘。那天晚上后来的时间，他又谈了些很玄的话题，他问小丁，你读过很多书，未必人真是猴子变的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他那双探究什么的眼睛盯着满是星斗的天空，显得有些天真的样子。小丁自然回答不出，但是晓得这个人没有敌意。蹲点结束他回镇上时没有再见小丁。以后小丁也没有去找过他。但是听大队的一个什么人说，老杨临走时曾提到小丁，说是可以让他到大队广播站来编稿子。大队几位干部事后说，扯卵蛋，小丁还是反革命哩。
人跟人是有缘分的，有些人彼此相处十年八年，一旦分开便形同路人；有些人只有一面之交，但到了孤独无助的境地，却忽然记起对方。
小丁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想起老杨，便是后面这种情形。
老杨终于扶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出现的时候，小丁陡然一下站起。还没有喊出声，泪水先就模糊了眼睛。
将军镇 第二章 六指头
小丁下乡的第二年，便查出患了血吸虫病，被送进镇血防站住院。有天，天快亮的时候，被酒石酸锑钾折磨得七死八活的小丁好不容易刚刚睡着，又被吵醒了。
黑暗中，他队上的两个知青正并排挤在两张病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一边低低地“吃吃”笑着，一边弯着身子往他的床头柜里放什么东西。那东西是从一个袋子里往外倒出的，在柜里撞出沉闷的“突突”声。
“你们捣什么鬼？”小丁吃力地欠了欠身子。
“嘘——”他们抬起身子，听了一会跟小丁相邻的那张床上的粗重的呼吸声，这才鬼鬼祟祟地说，“跟你搞梨子来了。”
“哪里搞来的？”
“镇林场的。”
“怎么，今天不是六指头守夜？”
“正是。
“那么你们怎么……”
“妙就妙在这里。”
……
在六指头守夜的时候偷梨子，等于从王母娘娘的后花园里盗灵芝草。
六指先在镇林场（一片几亩地的果树林子）看守果园。他被叫作“六指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一只手的确生着六个指头；另一个是由于他的性格。“六指头”，在本地土话中是一种从词源学上考究颇不雅的譬喻（原文为“手捏鸡巴充六指头”），常常比附那些在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喜欢充好汉（一说充辣子）、出风头的人。但是，此中三昧，又全在你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镇林场的这位六指头，并不是个好出风头的人。说他“充六指”，主要因为他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责任感——人们只要交给他一点什么责任，哪怕只是芝麻大的那么一点责任，他马上就会觉得似乎天下兴亡系于他一身。
林场是镇办企业，按月拿工资，吃定销粮。六指头不是林场的正式工。他原在生产队种菜。大队有知青后，临时把他找来给新开伙的食堂挑水烧火。
能进镇办企业的人，大多跟大小干部多少沾亲带故。而他出身富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教育好”之前，就跟地富分子差不多。因而他离开生产队的时候，许多人都愤愤不平，觉得大队的阶级路线出了问题。大家都晓得六指头做裁缝的妹子桑叶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姘头。六指头沾的就是这个光。不消说，六指头自己心里也肯定觉得有愧。
也许正是这种愧疚，成为六指头那种责任感的基础。
他整天装束严整，衣服扣子一直扣到领根。不管多么热，决不敞开领口、捋起袖子和裤腿。他做的事别人的确无可挑剔：食堂的水缸总是满的；水缸跟前很难看到通常一定会有的一摊摊积水；案板被洗得可以数清木纹；灶口永远不会有积存的灰烬；他劈出来的硬柴堆出来的垛，跟火柴盒里的火柴一样整齐；他编的菜园竹篱笆，好像是用针织出来的。
他在食堂的库房里占据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被收拾得就像洞房：紧靠床头的桌子，是一个农药包装箱，却用白纸裱糊得雪白。上面小油灯（库房里没有安装电灯）灯罩擦得一尘不染（这盏小油灯是公家买的）；他床上垫的是厚厚的稻草，用两片洗得发白的旧麻袋片（当褥子用）小心地裹得连一根草屑也露不出来；一床棉被尽管缀满了补钉，却永远叠得有棱有角；最能看出他的严谨风格的是枕头。大约是受到知青们带来的文明的影响，他第一次在林场拿到工钱的时候，悄悄地去镇上买了一条针织提花枕巾——显然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奢侈。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莫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条高贵的抗巾受到伤害，他在枕巾上覆盖了一块剪得跟枕巾一般大小的大布，还觉得不放心，又在大布上盖了一块老化的塑料薄膜。睡觉的时候，这块硬梆梆的薄膜就在他头底下吱吱喳喳地歌唱。
“你干脆就用这块塑料薄膜盖枕头嘛，何必买枕巾呢？”有人笑他。他笑笑，不置可否。大概心里认定，枕巾是必须有的，因为林场里几乎人人都有——他要尽可能使自己像一个林场的正式工。
他努力从别人的印象上，也从自己的心理上巩固自己目前已有的地位。但是他并不向谁低三下四，说奉承话，或是做出什么讨好的举动，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偷懒，也不沾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便宜。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那只由公家统一买来编号分发的饭碗不见了。
本来，这种事是最平常不过的。林场里许多更有分量的财产也在日复一日地被人据为私有，掉一只碗算得了什么呢。跟有关的人说一声，再领一只就行了。但他却因为自己连一只饭碗也守不住觉得甚为痛心，“这不是死人守不住棺材么？”他难过地说，决心要立即把它找回来。但又不便公开查询，因为那很可能得罪人。
他于是走到在食堂外面的空场上吃饭的人中间，磨磨蹭蹭地在人们身边转来转去，煞有介事地好像要从地上捡什么东西似的弯下腰来，然后一侧脸看一下端在别人手上的碗底——编号都写在那上头。所有男人们手上的都看过了，剩下的最后一只碗端在一位女知青手上。这位穿短裙的美人极优雅地分开两条腿坐在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上。她端饭的那只手，正好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