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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走了。”
“那你就走吧。”
张小月的声音很平静。我二话没说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刚才撕扯乱了的衣裳，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打车到了住处楼下，上楼到住处门前，我忽然有一种怕的感觉，犹豫起来：当我打开这扇门，会不会有一个熟悉女孩的侗体和一个陌生男孩的白条呈现在我面前呢？我还是鼓起勇气开了门，毕竟是我的住处嘛。等进了屋，我却失望了，诺大个双人床上竟空无一人。
毛毛去哪儿了呢？不是回家了吧？我开始给毛毛打手机，竟然关机，我不安起来。毛毛有个习惯，就是不管任何时候，手机都是开着的。她今晚怎么就关了呢？我想往她家打电话，但想一想她的家人都已经睡熟了，我可不愿意自己突然变得不礼貌起来。
两只眼睛很疼痛，顾不得刷牙洗脸我就脱衣上床，用被子蒙上了头。但辗转反复地，怎么也睡不着。就这样一直迷糊到太阳老高了，我看了看表，已经上午九点多了。我拿起手机给张小月打了过去，通了，里面满是嘈杂。
“你在哪呢？”我问。
“我回北京了，车上呢！”张小月说。
六
常常在欢乐之后，我就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我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
相对来讲，在男女情事方面，我属于开化和入道都比较晚的那类人，初恋是大学的时候才发生的；和女人有了第一次是在参加工作一年以后，而且是给了一个黄脸婆的小姐，这可能会令我一生都懊悔不已。
其实，我应该算的上这个世界上遭受女人的骚扰和勾引比较早的男人了。记得好像是五岁的时候吧，我在上学前班，老师是一个走起道来一瘸一瘸的，右腿有轻微残疾的大龄女孩儿，她以对我特别偏爱的表现方式，套取了我家长的信任后，便常带我去她的家玩，一次她干脆把我留下来过夜。她就脱得光溜溜的，把我搂在被窝里亲个没完，还用手摆弄我的小鸡鸡，我那时当然还什么都不懂，只是咯咯地笑……
那个时候人们的法制观念还相当薄弱，那个时候5岁的孩子也没有现在5岁孩子这么懂事，否则，这个学前班女老师会成为教师队伍里，性虐待学生的败类之典型。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她的，不知为什么，每当想起她，我心里就会有很温暖的感觉。我曾多次想回到家乡，找到这个启蒙老师叙叙旧，但我也总是怕她那已遍布满脸的褶皱和脱了水份的嗓音，让我再也无法接受。
也许正是遭遇了那一次冥冥中的“启蒙教育”，到上了小学，我的下身时常会自发的膨胀，一种莫名的欲望便会充斥全身，我便急待外界的挤压。但奇怪的是，当时我有这样冲动的时候，我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异性假想敌”，完全是自发的，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的那种生理萌动。甚至当着漂亮女孩子面的时候，我往往就没有了这种冲动。于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人们便能常看见我搂着篮球架子，欲往上爬状，他们一定以为我在玩耍，实际上我的下身，正紧贴着冰冷的铁管子蹭啊蹭的。
我对异性有了追求的萌动，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却不敢说出口，与她面对面都会脸红的。到了初中敢说出口了，我却已被教化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三好学生，记得有一次临近元旦，我的书桌里忽然多了一张贺卡，是同班一个女生偷偷给我的，相当于一封让我怦怦心跳的求爱信。当时我义正言辞地回了一张贺卡，上面意味深长地写了四个字：学习为重。我看到她趴在书桌上哭地很伤心，香肩颤动。
在高中，我已是一个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能写一手毛笔字的“才子”了，一个女生不知怎么贿赂了班主任，竟要求调座调成了我的同桌，整天都看着我，我一举一动她都要表个态，好像我已经是她的人了。一次正上数学课，桌子底下，她忽然拉起我的一只手抚摸着，然后看着墙上我写的“班训”，跟我说他爸爸很喜欢我的字，总夸我。已久经考验，仍坚持着“学习为重”革命信念的我，如临大敌，第二天就极其固执地要求班主任给我调了座位。这个女生现已嫁作商人妇，听同学说她珠光宝气的，看上去很幸福，我却知道她每天都“以泪洗面”，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已写得再明白不过。
大学时光里，在充当了无数次录像厅里“毛片”和“真片”的看客之后，一次在小树林里，我终于将初恋女友强行按倒，但她挣扎着竟哭了起来，我害怕地住了手，不住地安慰她。此后我们仍保持着纯洁的恋情，直到临毕业之前。
就这样，参加工作后的我已是如饥似渴，饥不择食，于是架不住一个急于想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的个体老板的盛意安排，在黄脸婆小姐的熟练抚摩下，我酿就了终身大错。
我这算不算堕落呢？是不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这样？只不过，他们把见不得光的这一面当作了“绝对隐私”，隐藏在了那光鲜面孔的背后？克林顿作为一国总统，可以代表美国人的形象了吧？他身后不也有着那些污七八糟的绯闻吗——在每次痛苦之后，我也常常会这样痛定思痛。
就像张小月，谁能想到，一个体面的电视台编导会用匿名的方式，打情感热线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呢？而谁又能想到，若干年后在北京成了一个女老板的她，会于某一天回到前男友的怀抱里使小性子，放纵一下呢？这对于她的新男友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背叛？她的身上会有多少不为人道或见不得人的事呢？
张小月这样不声不响地来了又走了，确实让我有点儿找不着北，只能用“宣泄”和“放纵”这样的字眼儿来概括她的举动，但还不是彻底的宣泄和放纵。
就这样琢磨着张小月，我又给毛毛打手机，仍然关机。我又往她的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毛毛母亲很诧异地反问我：“毛毛不是在你那儿吗？”我脑袋急转弯儿：“哦……她早上走的，说回家，可能又去张晓那儿了吧？”我的回答显然让毛毛的母亲把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她冷冷地说了一句：“那你给张晓打个电话吧！”然后就挂断了。我和毛毛的家人从来没见过面，通过几个电话，他们对我总是不冷不热的，反正我也不在乎。
毛毛没回家，手机又不开，看来是真的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我胡乱猜想着，眼睛在住处扫了一圈儿，我才发现，原本挂在衣架上，毛毛换穿的几套衣服不见了。我忙起身下床，打开抽屉，还有一些化妆品，但毛毛常用的那几种不见了。我弯腰看了看桌子底下，一直插在插座上的毛毛那个三星手机的充电器，竟然也没了影踪……看来，毛毛这是一次有准备的离开。
我开始在手机里翻找张晓的手机号码，记得前两天她还给我打过电话呢。翻了两遍都没找到，显然被新的来电信息挤掉了，我开始后悔没把张晓的手机号码储存上，或记在本子上。我想再打电话问问毛毛的母亲，她肯定会知道张晓的电话，但又一想：“算了！”
几乎每隔半个小时，我就给毛毛打一次手机，可一直打到我下午去上班，也没能打通。我无奈，我气愤，我忽然跟自己较起劲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都管不了，她愿咋咋地吧！我要等着她自己回来，或主动给我打电话，否则我不会再找她，也不会再给她打手机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就像跟毛毛打着一场心理僵持战，我无法知道正躲在某个地方的毛毛是不是也这种感觉。这其间我险些忍不住了，几次想给毛毛打手机，或给毛毛的家里打电话，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就不信她会永远地消失，如果她真的在我面前永远消失了，好啊，我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毛毛这个“忽然离开”的举动，已然影响了我睡眠的质量和工作的心情，我看上去郁郁寡欢，很是疲惫。
一个下午，我刚到单位，就在报社的走廊里遇见了美女黄鹂，她脸上满是关心的神色。
“方舟，你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的？”她问。
“没事儿啊，就是这几天总失眠，休息不好。”我看着她，强作欢颜。
“是不是跟女朋友分手了？”她眼里掠过一丝兴奋。
“没有啊！”我装作没事儿似的。
“哦，你要真是失眠，明天我拿瓶药来，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还一直没派上用场呢！”黄鹂很有深意地笑着。
“好啊，那谢谢你。”我也表现得很客气。
也是在这个下午的编前会上，我们得知了在省内某城市，几百学生服用学生奶中毒的“重大事件”，这样的事件虽然让我们悲伤，但也总能激起我们工作的热情。我们讨论着如何包装，如何找个角度把这个新闻推出去，正说着，主编就推门进来了，说省委宣传部来了通知，对学生中毒一事，省内媒体一律不许报道。主编话说完，大家便垂头丧气了，主编却笑了，他扫视了一圈儿，最后把目光定格在我身上：“方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