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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写道：“我相信，就像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一个小说家最后总会写到他的童年，这是必须的，是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的命运。国外的生活经历，我对一个陌生国家的探索，是我从生活中得到的第一份礼物。”
有一位英国评论家拿昆德拉和克雷齐奥做比较，在他看来，克雷齐奥对待在国外生活的态度是多么积极！他说，政治制度的转变，结束了昆德拉的流亡生活，令他的洞察力消失殆尽，对流亡生活的愤怒，已经被他在祖国遭遇的对待超越了。
一个英国人，怎么能知道亡国恨呢？讲到长期在外国的生活，有两个词可以用，流亡或者旅居。克雷齐奥的旅居生活是诗意的，尽管他从小辗转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比如，20岁他离开法国，为的是避免去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在《革命》中给他讲故事的凯瑟琳姑妈的原型虽然死了，但尼斯还是那个尼斯，没有多大改变。他拥有英法双重国籍，可以在各个国家穿梭往来。说伦敦是冷的，灰暗的，对他来说是自嘲；异国情调比在巴黎散步更吸引他，有两个祖国给他垫底，他在异乡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对他来说触手可及，他心无旁骛地在巴拿马体验印第安式的生活，在曼谷写作，去印度研究神秘的佛教，克雷齐奥的作品是轻松的，适合躺在西印度洋群岛的白沙滩上，在椰子树下，就着一盘浇着稠芒果汁的生鱼片边吃边看。
流亡者，抛弃祖国，抛弃母语，抛弃过去的生活习惯，抛弃朋友，或者，反过来说，来到西方，假装镇定，孤注一掷地去适应新的生活、语言，或者家，社会光怪陆离，周围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和你却好像隔着一层玻璃。做了个梦，醒来的那一刻不知道人是在哪儿呢，突然想起来，梦见的那个地方再也回不去了……
从此，没有哪次旅行比回家更令你神往。有一天，流亡者真的自由了，却发现，自由原来是那黄金的棺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