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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宣传工作难，很多事情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够左右的，但火上加油、错上加错的东西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当时的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表示了不满，但也没有过分追究，而是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教导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吴冷西）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1）
2月6日，正月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的汽车，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奔向人民大会堂。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尽管处在困难时期日子艰难，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悬灯结彩，红旗飘扬，爆竹声在噼啪作响，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天公也很作美。正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温暖，气温高达摄氏9度，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七千中共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2月4日除夕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均来助兴。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腾，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
正月初一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有4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令人乍舌。这次晚会，据周恩来讲，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在晚会开始前的一小时，想来想去，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结果毛主席表示他要参加。周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是愿意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因为毛泽东的出席，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动。196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报道：“8时整，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这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事隔42年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感受他们的情绪，在困难和贫苦之中，他们的情绪是饱满的，他们对党、对毛泽东充满着热爱和信赖。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七千人大会是悄悄进行的。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
联欢活动一过，正月初二，大会就继续开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要专门讲党的问题。
按常理这是春节之后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家都要互道一声过年好之类的客气话，以表示友好喜庆之意，但毛泽东一如既往，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今天开大会，请邓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呢，也没有客套，开口就切入了正题，仿佛春节并不存在一样！只听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在大会堂里回荡：“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邓小平的特点是，善抓大事，举重若轻，在别人看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他那里会变得简单起来。他的讲话也比较简洁、直接。所以，今天的大会安排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邓小平先讲，朱德垫后。
当年的邓小平，57岁，小毛泽东11岁，小刘少奇、周恩来6岁，是中共领袖中的少壮派。毛泽东对邓小平比较欣赏。早在抗战初期，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使邓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当时的中共仅有三个师）；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就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尤其是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由两个野战军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陈毅两个司令员都在他之下。建国之初，邓小平就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雄踞西南的一方大员。1956年，毛泽东亲自举荐邓小平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公道，有才干，能办事，顾全大局，是个厚道人，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其实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罗荣桓曾多次被毛泽东誉为老实人。罗荣桓去世以后，毛泽东无限惋惜，赋诗追念，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更道出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罗荣桓在众多将帅中是惟一一位享受毛泽东以诗纪念殊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实人？厚道算不算？如果算的话，邓小平既老实又有才干、能办事，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不足为怪了。邓小平由此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就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中央政治局六大常委之一，排名第六，年纪很轻，当时才52岁。不仅如此，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还讲了这样一句话：“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由此可以掂出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了。
自邓小平任总书记之后，他便大刀阔斧地工作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但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情况，1957年开展了“反右”运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初起的时候，头脑也跟着发热。几十年后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邓小平曾不无感慨地说：
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发热的也不少。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作为当事人，邓小平讲的是真心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理智被激情所代替，做了很多荒唐事。当困难形势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邓小平同不少人一样，还没有能够立刻引起严重关注，在1960年农业十二条下发以后，他还以为农村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对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的问题，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并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邓小平对下面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开始感到问题严重，必须下大力气来调整，并不断地反思这些年失误的原因，千方百计地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1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的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不知道他谈到的“有些话慢点说”是指什么，我想很可能是委婉地指毛泽东“人民公社好”之类的话有些欠考虑吧！后来的邓小平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办急了，早了，如果经过试点更好。
到这年5月，邓小平又说：“三年来毛病出的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①虽然，邓小平没有否定“三面红旗”，但他的这些话表明，已开始对“三面红旗”进行深入的反思。
也就是在3月1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邓小平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当负担主要责任。57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的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钢铁的第二本帐，粮食数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
其后，邓小平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工作，1961年几乎每隔几天就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各项工作。这个时期不论党的工作，还是政府工作都要拿到书记处讨论。
1961年末，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向毛泽东、刘少奇及中央写了书面检讨，检讨“大跃进”以来，中央书记处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个检讨发到了七千人大会。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国务院没有专门做检讨，但中央书记处代表中央写了检讨，可见其地位是相当显要的。不过大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这也难怪，不少决策并不是中央书记处所为，检讨起来必有相当的难度，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2）
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始作俑者之一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工作，他深感人们气不壮，心不齐，对下边存在的分散主义问题非常着急。
关于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