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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并构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新概念，则还有一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光荣旗帜”—“三大万岁”—“三大法宝”—“三面红旗”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光荣旗帜”：在1958年夏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者还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作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庐山会议及其以后，这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既肯定了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批评了所存在着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左”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也“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毛泽东给彭德怀扣上了令人震惊的这三顶大帽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特别关注，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概是为了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庐山会议开始大树特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威望，并把三者并列在一起，称之为“光荣旗帜”。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6亿5000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出现“光荣旗帜”的提法，也是第一次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毛泽东直接挂钩。庐山会议以后，各种报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四部分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2）
关于“三大万岁”：大约在1959年国庆节以后，人们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之为“三大万岁”。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典礼上宣读国防部命令时，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从此，有些领导人作报告、发表讲话写文章，也往往在结束时三呼万岁。于是，人们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为“三大万岁”。1959年冬季，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广东省委提出要以“三大万岁”作为中心内容开展鸣放辩论，以便达到“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目的。“三大万岁”的提法和“光荣旗帜”的提法一样，都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污蔑”而提出的赞美或歌颂之词，因而这一时期宣传的特点是两种提法并用，有时称“三大万岁”，有时称“光荣旗帜”。
关于“三大法宝”：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指出：“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是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的“三大法宝”的提法。于是许多人按照元旦社论的口径进行广泛宣传，并进一步阐述它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找到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没有这三个法宝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就不能达到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三大法宝的提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仿佛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三面红旗”：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提法的是1959年12月，北京提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1960年2月1日，北京又开展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活动。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谈到了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问题，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些报告也都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亿万人民的赞扬”。与全国人代会同时举行的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也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①
从史料来看，1961年1月以前，“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两种提法同时并存，1961年1月以后，不再提“三大法宝”，而只提“三面红旗”了。其原因可能是在1960年下半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所谓“三大法宝”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以后，中央放弃了“三大法宝”的说法，而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很难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其实在1961年1月以后，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不是什么“三大法宝”的问题了，而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要不要继续坚持的问题了，所以从那时开始，在文献和报刊中再也没有出现“三大法宝”的说法，而在提到“三面红旗”时，多数是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要继续高举”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尤其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以后，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三面红旗”了。实践已经表明，开展“大跃进”的结果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是一再的收缩和后退。所以到七千人大会时，“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方面，已经弱化了其指导地位。
但为什么还要高举呢？前面谈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原因之一，有来自于国际的因素。周恩来1963年4月15日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党非坚持原则（不可），高举“三面红旗”，坚持下去，跟他顶着。②彭真讲得就更直接了，他针对苏联方面的一些言论说：无论如何要把人民公社的旗子树起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影响。③所以国际的因素是很大的。
“大跃进”期间，因为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建设充满信心，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各国共产党的面，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此后的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夸下一个又一个海口。也就在这期间，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本来，中共对赫鲁晓夫就有些看法，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并提出批评。自然，赫鲁晓夫的批评，不仅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自省，带来的却是反感。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内参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④
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受挫后，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肯尼迪（简称“三尼”）等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冷嘲热讽，说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大跃进”破产了，中国政府也要垮台了。对中共中央来说，赫鲁晓夫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在“大跃进”运动还没有受挫的时候，中共领袖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受挫以后，应该说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毛泽东曾说，美国看不起我们，赫鲁晓夫看不起我们，就连贫穷落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看不起我们。大概是为了不让帝修反看不起（不是惟一原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悄悄纠正错误的方式。如举行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中国所有的报刊就一个字也没有报道。报刊上在谈到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的原因时，1961年以前，一般说来，是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61年到七千人大会，除了讲遇到自然灾害以外，开始说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因为过去几年被宣传为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也是赫鲁晓夫等集中批评的焦点，所以一时很难放弃。这恐怕就是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