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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这种观念谐调，即个人的行为必须与宇宙的进程紧密配合，以保
持与自然界的一致，从而对人类有益，死刑只能在死亡和衰落的季节执行，
也就是在秋冬两季执行而不能在春季，否则就妨碍了繁殖和生长，从而引起
灾害。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死囚如果“熬过了冬季”，那就意味着
他可能不被处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官吏时常急着在春季到来之前对
死囚行刑的原因了。①
自然界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一概念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因扰乱
和谐的行为而引起的不平衡，必须用另一个行为去抵消这个不平衡而使其平
衡。因此，必须用刑罚来抵消罪行，如所用术语的“当”和“报”等的含义
就是如此；用惩罚去“压倒”罪行或进行“回报”，这样，原来被错误行为
所打乱了的和谐就得以恢复。②
从这个概念派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发生一个错误行为时，它必
须被纠正；刑罚必然紧跟罪恶之踪。一个人——当然是可以追踪到的犯罪者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理论上是不论此人的年龄、性别或条件。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疯子被处以死罪；而在后世只受到稍为从轻的惩处。
③
从古代的经典④中可以清楚地断定那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原则，中国社会
就是以这个原则像一座金字塔那样组织和形成的。这个组织形式一直支配着
中华帝国的始终；虽然许多世纪以前的远古的具有神性的王权已转变为人世
的王的统治，但统治者个人依然具有宗教的威严。于是反对统治者本人和他
的政府的事情都被认为是罪大恶极。他的住地和墓地以及更直接与宗教有关
之地也围绕着同样的气氛；在那里发生不吉利的事件比在非神圣化的地方发
生的要严重得多。等级的原则也同样在家庭之中生效，从而产生了子孙对祖
先，长辈对晚辈的行为的不同评价。不孝父母和弑父弑母当然属于大恶不赦
的范畴。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长官与他治理下的百姓、老师与学生、主人和
奴隶之间。
② 关于这些思潮的发展，见以下 12 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和《董仲舒和天的警告》；鲁惟一：《中国人
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 202— 公元 220 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 4、8 章。
①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103—109 页。
② 关于董仲舒的这种观点的表现，见《汉书》卷 56，第 2500 页以下。
③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301 页。
④ 例如，《书经》的非伪造的部分、《春秋》和《左传》。
另一个古代现象是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①特别是犯
重大罪行者的家属也要受到惩罚，有时被处死，有的被罚作奴隶。这种原始
古代特征的一个后世的派生物，是罪党推荐的政府官员被罢官。②
但也有其它倾向在起作用。首先，我们已经提过等级原则可因情况不同
而导致减刑或加刑。具有较大意义的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作了个区分，这在
前帝国时期已经如此了。法官在“贼杀”（预谋杀害）或“故杀”（有意杀
害）与“误”和“过失”之间予以区分。后两个范畴也可应用于非杀人的案
件。③
另外一个区分是在“首”（为首者）即主谋者与实际执行者即“手杀”
（亲手杀害者）或“从”（随从者、共犯者）之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术语，
如“教”、“使”、“令”等，都表示怂恿之意。④
虽然带有些古典的特质，但法的主体是理性的和政治性的，它由很多的
具体规定组成，目的在于通畅政府的职能，并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手段
来支持政府的稳定。这些条文表明中国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们
远不是古典的，不再是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权时代的风俗习惯上；它们
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统治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实际含意的法规
组合体，普遍适用于全体居民，只有那些继续使用等级原则的领域才是例外。
但必须注意的是，例外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首先，按定义身
为皇室后裔的王极少受法律的惩处，虽然有大臣们的劝谏，但皇帝则“不忍”
使他们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原则，就是必须先征求皇帝的同意，
才能开始以法律程序来惩罚帝国的高级官吏。①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增大，至
少从公元的头一个世纪以来，例外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最后实际上包括了整
个占有土地的上层社会，即一般称为绅士的阶层，所有的士大夫由这个阶层
组成。前王朝时期的古代贵族早已不复存在；秦汉时期的诸侯虽有头衔而无
真正的封地，因而没有势力。新的豪族逐渐占有了儒家经典（尤其是《礼记》）
所描写的他们的远古前驱者的特权。但这些法律条文从来没有形成一种抑制
统治者的意图或主观专断的因素。
等级原则不应和社会地位相混，至少在汉代是如此。秦汉时期的爵制给
受爵的人一些特权，包括犯罪减刑在内；但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
列侯和贵族并没有特殊地位。②更进一步的一个地位区别，也可说是一种理论
上的区别，是自由民（庶民，普通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同。在汉代以后的割
据王朝时期，大势族的确终于享有特殊地位，而非自由民阶层也有所发展。
奴隶继续存在，但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几个集团形成了。这些集团都不享
有完全的自由，但他们的地位也不像奴隶那样低。它们包括近似农奴身份的
① 见上面第 1 章《连坐》。
②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71 页以下。
③ 详情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51 页以下。又见《睡虎地》，第 65 页以下，第 169、264 页（何
四维：《秦法律残简》，文书 27、28 以下，文书 35、36 以下和释文 20）；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
④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65—270 页。
①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85 页以下。
② 关于爵级，见上面第 2 章《侯与爵》和第 7 章《奖惩与法律》。关于对有爵者的减刑，见鲁惟一：《汉
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 — 3（1960），第 155 页以下：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14—22
页。
客和部曲；部曲是一些起初在私人军队中服役的人，后来形成一个非自由的
奴仆阶级。③
奴隶的人数似乎一直不占人口的多数，据美国学者韦慕庭说，前汉时期
的奴隶数字不会超过近于 ６０００ 万的人口总数的 １％，而且可能更少。①私人
奴隶大多从事家务劳动，很少有生产任务；中、日两国学者已经有说服力地
证明：对主人来说，在农业上使用佃农比使用奴隶要合算得多。②这些私人奴
隶是偿债和买卖的产物；“野蛮”的西南地区似乎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
则是较次要的来源。③官奴隶的来源是因大罪而被处死的犯人的亲属或依附
者；他们被安置在国家机构劳动，显然是从事卑贱的劳动，以及在矿山或冶
炼厂劳动。
中国的整个传统法的特点是，如体现在法典里的那样，只涉及公共事务，
是行政和刑事性质的。与家庭、贸易和非国家垄断的商业有关的私法，则被
置于公共事务当局的管辖之外，而继续被风俗习惯所控制。部分的有关家庭
的习俗在儒家的经典（特别是《礼记》）中被神圣化了，但是社会的和法典
的儒家化，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仅在公元 ７ 世纪的唐代法典中部分地实现。
由于关心公共法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史料提供了很多行政的和刑法的资料，
而关于家庭的和商业的惯例则提供得很少。
③ 关于这种形式的社会演进，见下面第 11 章；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收于《中国社会史》，孙任以都
等编（华盛顿），第 103—134 页；杨中一：《部曲沿革考略》，收于同书第 142—156 页。
① 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 165 页以下。又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
编（西雅图，伦敦，1972），第 135 页以下。
② 例如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4，第 1—24 页；宇都宫清吉：《汉
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 359 页以下。
③ 秦律有一条规定，“寇降，以为隶臣”。《睡虎地》，第 146 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23b）。
法典
与其他的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在为
数不多的传说里，有一系列的“发明家”和“创造者”，我们从中发现一个
传说中的帝王手下的一个同样是传说中的司法大臣，据说他制订了第一部法
典。与刑罚有关的，还有“天讨”的表达字眼，这是公无前 １１ 世纪周朝的创
建者用来对付商朝最后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的话。①但除了这一似乎是特殊的情
况外，法律看来完全是人的事情，制约整个生活的规定，因而可以合法地称
之为“法”的规定也是如此；在“礼”（正确的行为标准）中也看不到起源
于神的迹象。
耐人寻味的是，“法”这个辞缺少一个明确的含义，“法”字最初的意
义是“规范”（ｎｏｒｍ）或模式（ｍｏｄｅｌ）；“律”字一般译为“律令”（ｓｔａｔｕｔｅ），
原义看来是定调管。②但公元前 ３、４ 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想依据写下来的规
定来实行赏罚以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他们被称为法家。顺便应说一句，法
家的思想虽然专注于“法”的观念，但从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很难找到一个具
有“法”的含义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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