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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村社组织仍然强有力和构成了自卫的适宜基础。④同时，到后汉末年，一
位到豫章（在江西）任职的官吏报告，政府官吏在那里遇到了棘手工作：⑤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华子鱼所遣长吏，言‘我已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
当迎之耳’。
平定这帮大姓（史称“大姓匪帮”）是汉末 １０ 年间孙氏家族力图巩固南
部控制的重大任务。
② 《隶释》卷三，第 4 — 9 页。
① 见以上第 5 章《叛乱与战争》；第 16 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② 霍华德？利维：《黄巾教和汉末的叛乱》，《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6∶4（1956），第 214—227 页；
石泰安：《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 1—78 页；关于这些运动
中宗教和思想的含意，见以下第 16 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③ 《三国志？魏书八》，第 263 页以下。也见上文第 5 章《曹操的晚年》。
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1955），第 3—29 页；见贺昌群关于这个问
题的评论：《关于宗族宗部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56。11，第 89—100 页。
这个时期出现的地方组织的另一种普通形式不是由农民及其宗教或血缘
关系的领袖所组成的集团，而是由地方豪强及其党羽所组成的集团；这些人
常常包括亲属，但是这些集团似乎不是像大姓一样组织起来的。当 １８４ 年以
后爆发全面内战时，人人在全国各地开始招募党羽，组织联盟和建立私人军
队。另一些人则率领人民进山寻找避难所。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一开始未必招
募军队，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客兵”、“部队”、“家兵”或亲属。
在某些场合，这些党羽是某人的佃户和劳动者；在另一些场合，他们似
乎是自愿参加自卫团体的人，这些自卫团体是前一代建立起来的，用以对付
法律和秩序横遭破坏和时不时的农民暴动。①在四川，当声称与黄巾有联系的
当地造反者打败官府时，一个下级官吏调动数百名家兵，然后又招募千余名
其他人员，终于赶走造反者。一个参加孙策（１７５—２００ 年）部队的人，在起
义以后不久带去 １００ 名“私客”。另一位加入刘表（死于 ２０８ 年）部队的人，
带去了他长兄早先从农村招募来的几百名“部曲”。②
正史反映了关于这些地方领袖和他们掌握的实力的两种观点。在某些情
况下，他们因集合忠实信徒，并用信徒公正、有效和宽厚地治理地方，而赢
得同时代人的尊敬。③如果这些人平定暴动，他们便被当成英雄。但是在另外
一些情况下，他们被认为是对于朝廷命官有效控制的威胁，因为可能妨碍命
官行使正常职务：维护法律和秩序或征募应该服役的人。①
虽然这些豪强和扈从的社团与在王莽统治的衰微年代出现的社团之间有
类似之处，但必须指出两点重要区别。首先是数量上的区别；在后汉末期，
甚至在国内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也被描述成不只拥有几十名，而是拥有成百成
千名经常依附的部曲。第二，在较早的时候，需要自卫的时间比较短，在国
内大部分地区不超过 １０ 年。相比之下，在公元 ２ 世纪 ４０ 和 ５０ 年代一旦开始
经常发生叛乱，直到隋、唐才恢复标志汉代鼎盛时期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一
体化的水平；在缺乏有效的国家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在必须互相保卫和互相
援助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形式成为这个时期比较持久的特征。
社会层次
有两种标准用来表示后汉“上层阶级”的特征，一种标准是以汉代社会
荣誉的范畴为根据，特别是以有教养绅士（士）的身份为根据，另一种标准
是以经济或政治力量为根据。在传统上，中国史学家采用“士”这个字眼表
示社会中坚分子，但是，现代大多数社会和经济史学家回避这个字眼，其理
由是，这个概念不大符合实际，它含有一种成问题的道德高尚的意思。他们
不采用这一术语，而采用“豪族”这一术语来表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地方
上的地主和其他有势力人物。②每一种区分特权阶层或统治阶层的方法都有其
① 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 443—450 页。
② 《三国志？蜀书一》卷三一，第 866 页；《三国志？蜀书十一》卷四一，第 1007 页；《三国志？魏书十
一》卷五六，第 1309 页。
③ 例如，见《三国志？魏书十一》卷十一，第 340—341 页，关于田畴（公元 169—214 年）的功绩：他把
五千余户避难家庭组织起来，赢得它们的父老赞成二十余条法律。
① 关于公元 220 年以前制止刘节专横行为的企图，见《三国志？魏书十二》卷十二，第 386—387 页。
② 关于这种区别，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405—472 页；
优点，但是不要把不同的标准混淆起来，因为不是所有被公认为士的人都可
被归入有势力地主这一类。在这里，“上层阶级”这个术语表示自认为“士”
和被别人承认为“士”的那些人。
社会层次在后汉期间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的底层，最重要的发展是
在大庄园的发展方面和地方社会的重新改组方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变化。这
就是说，许多以前独立的平民由于经济困难或必须寻求保护而被迫成为依附
的佃户或部曲。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和在别人的头脑中，这样一个步骤招致
社会地位的丧失。
社会的较高层次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社会上迅速向显赫和权力
的最高地位升迁的机会似乎已经减少了。另一方面，地方上的社会名流不断
加入全国性的上层阶级（即有教养的绅士或“士”），因此，实际上上层阶
级显著壮大。这样，太学中有抱负的门生倒是可能正确地感觉到他们没有多
少升迁的机会来成为一名大臣或高级从政者，这种在机遇上的减少只部分地
归因于体制上更加僵化。这也归因于自认为是高级官职潜在候补者的人数增
加了。
有教养绅士即“士”的概念是后汉关于身份的观念的基本概念。起码从
孔子时代起，“士”这个字被用来表示在德行上和文化上证明有资格担任国
家官吏的那些人。这些人包括教师、赋闲绅士和官吏。在广大的绅士集团里
面存在着几个公认的等级，这些等级是以对于某些传统的精通程度、某些有
价值的职业和领导权限来标志的。在后汉初年，桓谭（公元前 ４３ 年—公元
２８ 年）对于上层阶级内的等级制度作了简明的描述，而区分出五个等级。
乡村的士以其关怀和忙于家族事务而著称；县治一级的士精通文学；郡
一级的士忠于其上级，是正派的行政官；中央政府一级的士是心胸宽大和有
才能的学者。在所有这些士之上是国士，这是一些其才能远远胜过平民的人
物，他们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他们能规划天下大事，并取得巨大成就。
①可见，按照桓谭的分析，士的地位取决于道德品质、文学专业才能、聪明和
才智，而他似乎认为那些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将获得适当的官职。
桓谭认为“士”必须具备的所有这些特质实际上是主观的。因此，承认
为“士”的条件取决于孝顺、忠诚、豁达和有才能这些术语所具有的意义。
哲学著作在赋予这些术语的意义方面起了某种作用，但是，后汉期间“笃行
传”的流行形成了塑造人们理解这些特性的另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方法。这
些是个别人物的传记，他们之所以被人们铭刻在心，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
政治或理性生活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是高尚品格的典范。把他们的经历和
行为记录下来，便为当时绅士面临的挑战和互不相容的要求提供了戏剧创作
的材料，从而创造出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社会与政治状况的形象和隐喻。应劭
（约公元 ２０４ 年逝世）在其《风俗通义》中讨论了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流传的
许多传记性的轶事，通常是为了批判他认为的关于他们正当行为的那些传
闻。在若干情况下，他记录的轶事终于出现在《后汉书》的“笃行传”中。②
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 166—211 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瞿同祖：《汉代社会结
构》，第 63—249 页。
①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 5 页。桓谭著作残篇译文载蒂莫特斯？波科拉：《〈新论〉及桓谭其他作品》
（安阿伯，1975）。关于引证的这节文字，见第 15—16 页。
② 见《风俗通义》卷三至五。关于《后汉书》中复述轶事的传记的例子，也可在《风俗通义》中找到，见
笃行的一个可信赖的例子是《后汉书》中的王丹传。王丹是一个典型“乡
绅”。他处于向后汉的转变时期，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他住在老家，利用
他的大部分财产救助穷苦人。每年在农忙季节，他带着酒肉到田间去奖励勤
勉的农夫和责备懒汉。据报导，在他的影响下，全村富了起来。他也使一些
家族重聚，并立下了丧葬的规矩。在内战期间（约公元 ２４ 年），他带领男亲
属给军队捐赠了两千蒲式耳（斛）粮食。①
王丹的“言行”有助于确立地方上家长式领导权的意义；另一种笃行表
现了孝顺、忠心和诚实的有关美德。乐恢生活在公元 １ 世纪下半叶。当他的
父亲——一名下级县吏——由于某种罪过听候处决时，当时年仅 １１ 岁的乐恢
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候着，他终于感动县令允许赦免。后来，当乐恢在一位老
师那里求学而这位老师被拘捕时，他为老师辩护。当他为之效命的太守被处
决后，他是敢于担负起殡葬的唯一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