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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者，为用书，受弗责”（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
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
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
１．８５ 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 ５８ 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
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
７％，衡器在 １％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
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
请（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
莫（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①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
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
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
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
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
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籽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
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
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
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
① 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的行政文献的证据表明，这个手续肯定在继秦之后的汉代实行；见鲁惟一：《汉代
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1 卷，第 39 页以后。
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
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
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
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
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
源。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前 ２１０ 年）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到前 ２１０ 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中的大事将分九个方面来
详细叙述。虽然大部分事件都有具体的年份（大部分在前 ２２１ 年），但有几
件事，如筑路、造长城和建造宫殿，必定在第一次提到它们时已经进行了多
年。可以理解，秦始皇之名与大部分事件有联系，但可以证明，有几件重大
事件的真正发起人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他诸如军事征战和筑路建城的
事件中，它们必须由军人来干，而在这 １０ 年中，最著名的军人是蒙恬。改革
始于几个政治性的行动。①
从王到皇帝
帝国一统一，秦统治者第一个有记录的行动就是要其大臣们想出一个有
别于王的称号，它将更好地表示他作为唯一的统治君主的新地位，以与迄今
为止称王的许多统治者相区别。根据由此产生的建议，他采用了“皇”，并
把此字与他自己选择的“帝”字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复合词“皇帝”，大
致可以译成英文“ｕｇｕ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同时，他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予的
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
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
万代。
在他的这道诏令中，秦始皇正道出了历史中无数受命运嘲弄的事实之
一，因为他的王朝在二世就垮台了。但是他选择的称号却是巧妙的，不论是
它的全称“皇帝”，或是通常简称的“帝”，两个称呼在中文中作为 ｅｍｐｅｒｏｒ
的标准同义同，一直延用到今天。
“帝”字的选用更是巧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可以追溯到历史黎明时期
的神秘联想的字眼。在商代，它是一个主神（或诸神）的名称，也许等于商
代统治王室的远祖（或诸远祖）。在秦代，甚至在西汉，国家官方的崇拜尊
崇称之为“帝”的神。①在周代中期，一系列被人们敬畏地视为早期中国文明
缔造者的传说中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被称作帝。然后在公元前 ３ 世纪，由于周
代诸王的命运每下愈况，王的称号已丧失其威信，这时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为
了表示他们成立帝国的抱负，曾试图自己称帝。
这种尝试最早发生在公元前 ２８８ 年，当时秦王和齐王拟分别自称西帝和
东帝。外来的政治压力迅速促使他们放弃这些称号。还有两次涉及秦王的尝
试发生在公元前 ２８６ 年和前 ２５７ 年，但也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称自己为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
远古的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
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① 这个题目及后面的大部分题目，在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 6 — 9 章中也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帝国对“帝”的崇拜的延续和转而崇拜“天”的情况，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
敦，1974），第 5 章；本书第 12 章《帝国的崇拜》。
政治的统一
也是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
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此事发生在李斯的上司王绾力促秦始皇把更
遥远的原列国的领土交给秦皇室诸子之时——换句话说，恢复约八百年前周
灭商后的封建分封制。他争辩说，这样就更容易统治这些领土。
李斯大胆地反驳道，周制订的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一个政治灾难。周王
室的亲戚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而天子则无力
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支持李斯，结果是把全国分成 ３６ 郡，每个郡又分成数目不详的
县。每个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他显然直接充当皇
帝在郡一级的代表）三人共同负责。县由地方官员治理，他们或称令（大县），
或称长（小县），按县的大小而定。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
定的俸禄。他们的职位不是世袭的，随时可以罢免。本文不打算更详细地讨
论秦的行政制度，因为直接取法于秦行政制度的汉制人们知道得远为清楚，
并且将在第 ７ 和第 ８ 章详加叙述。
前面已经谈过，郡县制对帝国并不是新东西，也不是起源于秦。但公元
前 ２２１ 年的改革至关重要，它断然屏弃了必然引起间接统治的重立列国的思
想，代之以普及郡县制的决定，从而为中央统一全帝国各地的集权管辖提供
了各种手段。这个制度延续到了汉代，虽然象第 ２ 章将详细叙述的那样作了
一定程度的妥协——因为有一批其权力严格受到限制的王国当时容许与数目
远为众多的郡一起存在。此后，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朝的典范（但又稍有修
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秦的郡比现代的省要小得多，虽然对秦末倒底有多少郡以及它们是哪些
郡的问题一直争论激烈。到公元前 ２１０ 年，公元前 ２２１ 年原来的 ３６ 个郡可能
增加了 ４ 个，也可能增加了 ６ 个。这些数字可与公元 ２ 年汉代簿册中存在的
８３ 个郡相比（当时的汉帝国比秦帝国大得多，但同时还有 ２０ 个王国与这些
都并存），也可与清末（１９ 世纪）１８ 个标准行省相对照。但在另一方面，县
的数目自始至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一个粗略的估计说明，秦约有县 １０００
个（秦没有县的确切的统计数字），①这可与公元 ２ 年约 １３１４ 个县，１９１１ 年
清末 １３８１ 个县和 １９７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１４７９ 个县（不包括新疆、西藏和
云南）相对照。
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作
某种处置。这个问题通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得到了解决，在
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虽然《史记》
没有明文记载，据推测这些人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
入。这个政策是与秦王朝相始终的。但当王朝崩溃时，在随之产生的内战期
间，有些原来的统治王室就作为政治竞争者而重振旗鼓。唯一的疑点是 １２
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这个问题在附录 ３ 中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伴随着大规模迁移人口于京都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搜集到的全
国兵器被送往咸阳，在那里铸成钟鐻及 １２ 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
① 统计数取自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 1 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 35
页。
２９ 英吨（１０００ 石），都置于宫中。据后世的著作，中国这些最早的雄伟的雕
铸实物都是卫士像，也许衣“夷狄”服，它们存在到汉后期，军阀董卓（公
元 １９２ 年死）销毁了其中 １０ 个；所剩的两个后来也被搬移，最后在公元 ４
世纪被熔掉。②
同时在全帝国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以补销毁兵器和
迁移贵族的不足。公元前 ２１５ 年立于碣石山的碑文，有以下几句关于秦始皇
的文字：“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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