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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不同的侧重点，或者根据不同价值观的假设去使用这些名词。
具有道家心态的人集中注意自然的秩序，把它作为存在的中心，与此形
成对比的是那些向孔子和他的嫡传弟子的教导探求其原理的人，他们坚持必
须兼顾个人利益和治理全体人类的要求。这里又可以作出另一个对比，这个
对比与其说是原则的不同，也许不如说是程度的不同。具有儒家思想心态的
人把人置于帝国制度之上，他们认为帝国的制度是为改善个人而发展的工
具。法家思想家有时被描写成务实者、权力主义者，甚至是极权主义者，他
们认为，国家把它自己压倒一切的抱负优先放在个人愿望之上是完全合法
的。
鉴于中国人具有搞调和折衷的天才，这个不同点不会向两极分化。前面
已经谈过，秦的领导人根据韩非和李斯所定的原则建立了帝国政府。①实际
上，这些原则在汉代皇帝和政治家的统治下被修改了，他们知道，不折不扣
地强制推行纪律是不够的，具有自我毁灭的潜在危险。他们懂得，成功的政
府组织不但依靠被统治的人的积极支持，而且依靠他们心甘情愿的合作。这
样，渊源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终于受到了新的重视。
儒家关于人的观点
① 其中最著名的学宫之一为稷下，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 5 页注 10，并散见各处；本卷第 14
章《古代传说：倡导者和文献》。
② 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见以下第 14 卷《后汉时期
的官学》。
① 见本书第 1 章《帝国时期的思潮》一节；第 9 章。
据认为是孔子所说的言论被汇编起来，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和政治
情况。从适合帝国时期情况的修正和补充中，人们可以辨认出一些原则。它
们认为，人基本上能够提高道德水平，这表现在他能体现更高尚的生活类型，
与他的同伴建立更友好和更有益的关系，达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统治者
们能够不厌其烦地注意正确地选定重点，并且以模范行动表明自己在集中注
意伦理的价值，那么他们就能培育出更高的道德。
个人有责任把自己的才能和他的力量供他的同胞利用，并且在安排公共
生活的过程中与他们合作。如果要实行一种每个人都能分享的有秩序的生活
方式，一定程度的权力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个人有义务去担任政府的官
员；他还必须准备接受官员为了公共福利而提出的种种要求。鉴于每个男女
的品质和能力的明显差别，在人类共同体中保持相应的区别才是正确和有利
的。这样，个人在为他人效劳时将会尽力发挥他的作用。等级是一个井井有
条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必须自愿地遵守这些等级。
这些原则成了汉代官员大部分著作的基础。汉代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把这
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措施已被人多少笼统地描述为儒家的胜利，①它们在后来的
思想史中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些措施包括选择训练用的经典著作和设博士
官；然后是建立太学并大加扩大。②从这些制度和征募文人担任官员的号召中
产生出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在以后的两千年中，这个制度将支配中国思想文
化的发展。
儒家著作的思想和理想——不但有那些被认为是孔子的言论，而且有诸
如《诗经》和《书经》等其写作据说与他有关的经籍的教导——就这样成了
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虽然在儒家著作中找不到那些价值观念和概念
的定义，但是有些关键的字眼却一再在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主张中出现。虽然
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决不是静态的，但这些名词终于被用作儒家对人和人的职
责的看法的象征。这些用语包括十分重要的“仁”，此词可以含意不同地解
释为“博爱”、“仁慈”或“慈善”；“义”，此词与欧洲的公正的概念最
为接近；“孝”，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忠”，对其事业遵循正确原则
的君主的坚贞不渝。①
儒家的理想还提出了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应该存在的适当的关系，例如人
君及其顾问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些逐渐习用的名词表示了某些理想的品质
或行为方式，以描述中华帝国的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品性或作
用。这样，理想的统治者被描述为“圣”，他的品质中包括任命最适当的顾
问担任要职，并倾听他们的忠谏。辅弼圣君的理想国家大臣应该是具有特有
的“贤”的品质的人。如果他们认为君主被人引入歧途，或者作出了轻率的
决定，这些人决不会胆怯，而敢于对君主提出警告。
礼的重要性
① 例如，见德效骞：《译注》第 2 卷，第 20 页以下。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7、19、23 页；本书第 2 章《行政的任务》；第 8 章《九卿》和第
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① 关于儒家基本立场的陈述，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1946），第 115—195 页；阿
瑟？韦利：《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方式》（伦敦，1946），第 115—195 页；狄伯瑞等：《中国传统的来源》，
第 1 卷，第 86—121 页；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 14—114 页，艾姆斯：《统治术》，第 1 — 6 页。
礼的概念和实践在儒家的各得其所的人类体制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礼是一套指导方针，它规定了社会各级一致同意的行为。这种行为保证了使
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责任和美德得到充分的承认。
礼应用于人的一切情况，不论在帝国的盛典或在宗教仪式中都要应用。
它指导着社会的举止和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内部关系。根据这个信念，各种
类型和具有不同价值的男女们都有各自的适当地位。从最好的一面看，礼可
以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框架，人在其中如果处于恰当的位置和与上下级保持
稳定的关系，他就能幸福地生活。从最坏的一面看，人们可以谴责礼窒息了
行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以及它坚持遵守早已过时的典章规定。
礼规定了祭五帝、祭天或祭鬼神的宗教仪式的应有的举止；它还指出应
对在世的或死去的前辈的尊敬。它定下了公共生活或家庭中正确的先后次
序；它维持了宫廷、官邸或私宅的有尊严的行动秩序和必要的纪律。礼制约
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制定城乡的劳动时间。通过确定诸如占卜活动等方面的
仪式，礼就能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内为古老的传统习俗找到地位；在这样
做时，它很可能使这些习俗丧失一部分生命力。
有人认为礼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缓和过激情绪的一种手段；另外一些
人则认为通过所规定的礼，保持和宣传孔子时代起提倡的伦理理想就有了可
能。儒家态度的特征是相信过去黄金盛世的模范君王已经遵守礼的要求；儒
家的学者根据古代的领袖是否服从这种准则来解释他们的动机和决定。同
样，秦帝国时期以前历史的许多事件将作为是否遵守礼的例子来进行评价；
其结果成为易懂的教训。
在某些方面，礼可以视为帝国律令的对应物和补充，这些律令通过官员
的权威而被实施，通过刑罚的制裁而得到推行。①礼是一个作为文明社会标志
的自觉自愿的统治方式；如果被人接受，它将导向更高的文化水平。它的种
种规定在现存的四种经籍中有系统的阐述。这些经籍取材于帝国时期以前的
习俗，也可能取材于那时的典籍，但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才编成现在的
形式。②由于这些典籍急于使人们确信它们的规定得到传统力量的支持，它们
常常把帝国时期的习俗归之于更早的时代，特别是周室诸王的时代。它们特
别详细地为生活中大部分重大场合制定严格的礼仪——例如选择墓地的仪
式；适合于生活中身份不同的人的服装；在运输或军事活动中正确的装备。
按照撰写汉帝国史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礼的重要性在汉初就已被认识
到。据记载，汉王朝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在位）对他的支
持者的鲁莽和无礼行为深为厌恶，同意制订一部关于行为准则的法规，同时
对它的礼仪提高了他地位的尊严感到欣慰。①有人很可能提出疑问，以这种方
式记载这件事，是否仅仅是为了指出汉和汉以前的政权之间的不同。但是在
后来，礼在汉的朝廷上是很受重视的。《汉书》有关于礼乐的专志，它首先
① 见本书第 9 章《总的原则》。
② 关于这四部汇编（《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和《礼记》），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
第 205 页，“周礼”条。
① 关于叔孙通在这方面的著作，见《汉书》卷一下，第 81 页（德效骞：《译注》第 1 卷，第 146
页）；《汉书》卷四三，第 2126 页。
指出对礼的遵守带来的有益的和文明的效果。②
在讨论礼的美德和好处的同时，《汉书》的这个专志还论述了应恰如其
分地加以审慎注意的一种特别的人类活动：音乐。礼被认为是节制行为的手
段；乐被认为自身具有稳定人的感情的力量和手段。礼和乐一起能够实现社
会的和谐与和睦。如果能正确地发挥影响，乐只会带来好处，因此，以前黄
金时代的传统音乐受到了赞赏。但也必须防止另一种会激起情欲而不是稳定
情感的靡靡之音。它因导致消极悲观和不检点的行为而受到指责，这种行为
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③
从一部早已散失的《乐经》的名称可以看出音乐的重要性已被人认识。
此外，刘向收集的秘府藏书包括六种与音乐有关的著作。④约从公元前 １１４
年起，乐府成立，它成为汉代政府机构之一。其职责是采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