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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这里
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但是，
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
们迄无所知。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我们
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
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
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
尚主持它们的活动。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
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
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
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
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许多和
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比如，宝志（公元 ４２５—５１４ 年）就以他的奇
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他被认为
是救苦救难的观音（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
拜的守护神。①
公元 ６ 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
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
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
和末法时期。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 ５００ 年还是 １０００ 年（甚至
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
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 ５１５—５７７ 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
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他把末法时期的开
② 关于北周排斥佛教的问题，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 29 页以下；陈观胜：《中国
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86—194 页；以及《论对北朝反佛教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① “回向”，即 prinmn。
② 见下文。
③ 关于“社”的问题，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51—269 页；以及戴密
微：《近期敦煌的研究》，载《通报》，56（1970 年），第 17—18 页。
① 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京都，1957），第 31—38、55—56 页。
② 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第 283 页；矢吹庆辉：
《三阶教教义与日本佛教》，载《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讲座设置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庆祝委员会编。
（东京：《先驱报》，1954），第 353—361 页。
③ 此即“正法”（sddhrm）；“象法”（prtirūpk…dhrm）；以及“末法”（p■cim…kāl），即“最末时期”。
始定在公元 ４３４ 年。公元 ５７４—５７８ 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
教派人数的扩张。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 ５４０—５９４ 年），也是出自河
南的一位怪僧，他在 ５８９ 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
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
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
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
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
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唐王朝也可能严
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
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
了制度化的形式。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
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
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
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
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ｖｉｎａｙａ；律宗），或冥思
的实践（ｄｈｙāｎａ；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
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 ５ 世纪或 ６ 世纪。例如禅宗
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
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 ６ 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
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① 关于 5 世纪和 6 世纪的佛教宗派问题，见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另见戴密微：
《佛教研究选集》，第 1 页以下。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关于汉末大叛乱以后的道教，我们拥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们要
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
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佛教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
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
面。②
有一件事实很显眼。黄巾军和五斗米道所创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称
为道教的教会之中；这个道教教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
祗的榜样的影响。在隋代，道教社团似乎划分为教区，我们发现它们的专门
名称中有“天师”、“祭酒”和“静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
其首领贡献了谷物或实物，这些教区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教民还向首领贡献
“厨”食——即宗教仪式的餐饭。①他们定期持斋或举行宗教盛宴，不管其名
称如何，它们通常是在群众的狂乱情绪中结束（至少如果六朝时期反道教的
小册子是可信的话）。这些作品给这种仪式提供了讯息，但它们的佛教徒作
者们对道教徒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宽容。
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在内，即参加者要象罪犯那样以泥炭涂面以
证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恶；或者他们要象驴子那样在泥地里打滚。有所谓“黄
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地祈祷和没完没了地跪拜，据说要以此救助那些
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来实行
性滥交，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性交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
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
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 ４—５ 世纪孙恩的徒
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 ４００ 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
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
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
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
——在 ４ 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
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
元 ３８６—５３４ 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 ４２４—４５２ 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
３６５—４４８ 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
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
①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78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17—541 页。
③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534 页。
①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7—78 页。
② 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6—77 页。
③ 《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第 3025—3055 页。这是正史中少见的宗教史篇章。《魏书》由魏收编
修，公元 554 年修完，其时北魏王朝已覆灭 20 年。它论及道教的部分已由詹姆斯？R。韦尔译出：《魏收和
〈魏书〉论道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53∶3（1933），第 215—250 页。关于分析和注释，见吉
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78—89 页。关于福井康顺的日译文评点版，见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
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
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 ４１５ 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
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
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
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