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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登计数、可耕地面积数或秘府藏书的卷数——可能是根据实际算出的，
因此除去文字错误的因素外，它们可能要比例如交战军队规模的约数更为精
确。
现在可以举出一个特定的例子，从中看出正史的一个特有的缺点是缺乏
外部材料的制约。这就是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
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
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
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历史记录可以被当
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修正或补充。不象历史陈述那样有具体意图的哲
学著作往往能使人洞察当时中国施政者的动机，而对伦理价值的讨论很快会
变成适合于一个皇帝或官员的指导思想。写成了一批著作，用以详尽阐述当
时的或理想的制度。有的后来被收在典籍中，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的出
于备受尊敬的学者如蔡邕（公元 １３３—１９２ 年）或应劭（约死于公元 ２０４ 年）
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为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
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
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
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
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
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
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 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１５ 年斯坦因到中
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４ 年斯文赫定进行
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 １００ 年至公元 １００ 年期间的
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①自 １９７２ 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
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
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
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
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
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
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
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
（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
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
精确性，就象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
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
考古物证
至少从 １１ 世纪起，秦汉时期的文物已引起了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
的强烈兴趣。在较近的时期，西方的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及斯坦因等考察家
已经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文物和纪念物。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日本和美国的收藏
家和学者同样开始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在最早叙述历史物证的著作中，
有的是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如美国的劳费尔等人写的。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中国及欧美考古学家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史前的遗
址、最近被确定为商代的遗址、或者装饰富丽的周代坟墓。但是，在满洲和
朝鲜的日本考古学家，或者象在勘探中亚期间的中国－瑞典考察队中的专家，
同时也对少数汉代遗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出版了一批重要
的专著。①
在使考古工作实际上停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的破坏之
后，当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时，中国的考古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当大一
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逐步地受到训练，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已
经按部就班地被研究和记录。这些调查的结果已定期地在专业刊物上和专著
中发表。虽然这些刊物在文化革命的几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２ 年）中中断，但有些
考古工作在这动乱的几年中仍得以完成，其成果到后来也被发表。后来考古
刊物的数量增多，它们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培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中
国现在拥有大批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是不断出土的文物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现在只能完成一部分必须做的工作。
除了在秦汉墓葬中发现的占绝大部分的物证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
遗迹，偶尔还发现一个象铸铁作坊的工业遗址。对这类遗址的考察和与文字
① 关于这些文书的文字，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
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劳塚：《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
1967）。
记载的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轮廓。主要在
华东的石质的纪念性祭坛有着丰富的雕刻装饰，它们的主题取自神话、历史
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在西北，前面提到的文书残简是在汉戍军的废物坑
中发现的。还发现了那些戍军驻守的瞭望塔及诸如大粮仓等其他建筑物的残
址。
虽然还没有精确的和最近发表的报道，但可以估计，至少一万个秦汉时
期的墓址已被认定。这些墓址分布于整个汉帝国，其时间范围超过四个半世
纪。其中有些墓的墓主或墓主们有姓名可查，并见之于史书中。有些墓的时
期多少可以精确地确定；还有几个几乎相当于公墓的墓群。这些墓地涉及整
个社会，从宏伟和令人敬畏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 ２１０ 年）陵墓或者汉帝国
诸王和显贵人物的精美的墓冢，直到囚徒的简陋坟墓。虽然有的已被确定为
官员的、甚或是在正史中提到的有名人物的墓冢，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姓
名和事迹无从查考的大批群众。
在进入墓冢入口的石质通道两侧保留了少数典型实物。更常见的是向地
方官员或有名的地主表示敬意的纪念性石碑。这些石碑上有长篇铭文，它们
详细叙述了所纪念人物的祖先，还有他担任过的官职、他的突出成就以及被
人称颂的美德。对铭文的文体和书法都相当地下功夫，结果由于它们文学和
艺术上的价值而受到藏书家及学者的重视；部分地由于这些专家的兴趣，一
批汉代碑文的拓本和摹写的文字或副本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大部分是
后汉时期的。它们提供的有些材料，如关于家世的详细情况，可以无保留地
接受和补充正史中的内容；但在处理其他材料时，应有保留或持怀疑态度，
因为许多碑文与用这类文字特有的浮夸而华丽的词藻构成的颂词毫无二致。
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
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
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
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
来越多的文书正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
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
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
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
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
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
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它们在尘世正
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型。有的这些雏型提供了在那些年代技术提高了
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情况的极好证明。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
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
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今生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它们被认为
是在墓内从此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
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
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
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平均。发现持续不断地增
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
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
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
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
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