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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向往的理想政体是周代诸王的政体，①而不是秦始皇的政体；他们希望
追寻那些更早期的理想来革除时弊。改造派把帝制政府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和对他们普赐优秀文化的恩泽和价值的工具。他们承认天——周代诸王
尊奉的主要对象——是宇宙的最高仲裁者，把孔子及其弟子的教诲视为他们
的理想。他们宁愿建都洛阳，而不愿以长安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因为洛阳
可以与周代诸王及其文化往事联系起来，而长安之作为国都是建立在过去促
使秦皇建都咸阳的那种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在改造派政治家的引导
下，汉代诸帝普赐物质恩惠，以示深仁厚泽；他们没有使用国家的奖励制度
来诱使人们为帝国效劳。
当时新派政治家希望控制采矿时，改造派则宁愿把矿产向私人开放，让
他们开采；他们也愿意干预私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但只是为了抑制对社会
穷人的压迫。改造派还设法限制单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汉朝威望的
资源支出。因此，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与外界的关系；他们怀疑进口货
的价值，认为进口货不合国情，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准备迁就
外国的领袖，而不是坚持向他们显示中国的优越性。
①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 1122— 前 256 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
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 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
下降了。
尽管有这些分歧，双方的态度都产生于一个原则，即应把已知的华夏世
界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作为若干个国家来治理，因此汉代的行政常常带有明
显的妥协特点。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
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
证明使人不能忍受。②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
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现
实。但是在时新派政治家们取得了高度成就之后，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在前
汉时期已可觉察出来了。这个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公元前 ７７ 年起
大赦和赏赐的活动增加了；公元前 ５１ 年给予匈奴诸领袖尊宠的待遇；公元前
４６ 年中国人取消了对海南的管辖；公元前 ４４ 年试图撤消国家的专卖事业；
公元前 ３１ 年采用新的国家崇拜。态度的变化在王莽倡导的和后汉实行的意识
形态中有了结果，东汉的国都牢固地建立在洛阳，而不是长安。
汉帝国的帝国制度和知识结构也由于论战、暴力或叛乱的结果而发展和
变化。汉朝的创业者曾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后者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诸
侯国争雄的局面而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在公元前 ２０９ 至前 ２０２ 年刘邦
和项羽之间的战争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创业的工作一旦完成，创业者们就
面临组建一个帝国的问题。他们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给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
一定的独立性，或是把全部领土、官署和权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
控制之下。经过了七年的混乱时期之后，采用后一条路线就有了可能；但是
直到公元前 １５４ 年和前 １２２ 年的叛乱被粉碎后，消灭闹独立性的潜在根源的
过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变化甚至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才会有结果。世俗权力受之于天的思
想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国统一前的动乱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在公
元前 １００ 年前的几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国政府时又发表了这种意见，但是
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此相似的是，一种政体按照生、灭
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论而变得繁荣的理论至少早在公元前 ３ 世纪就得到了系统
的阐述，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正统的形式提了出
来。
约从公元前 １３５ 年起，培训官员的新的基础被奠定了。在知识背景和世
界观方面培养官员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标准。①公元前 ５１ 年召集的一
次集会，学者们就儒家经籍的选择、它们与国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正确的解
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实际采用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约在 ５０ 年以
后又随之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变化。
态度或政策的变化往往与后妃的命运以及她们家属的运气有关，这可以
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为了提高自己亲属的利益，吕后（在位期前 １８８—
前 １８０ 年）悍然不顾自己曾对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
和他的支持者们作出的非刘氏血亲不得王天下的承诺。后来，武帝朝（在位
期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的卫后家族积极地参与了时新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活
动，霍家的政治家们不失时机地继承了这些政策，这些人也与汉帝是姻亲。
但是在公元前 ９１ 年，这些家族的声望和他们左右政局的地位因与另一家族争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
第 1 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 3、9、12 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 14 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权的公开冲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 ６６ 年霍家的衰败标志着改造派政治家在
倡导他们的政策和挫败他们政敌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汉末年，汉朝廷
被外戚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对抗必然对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
９—２３ 年）事业的进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着作用。
鉴于少数政治家、将领和皇帝的宠幸在汉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
以值得单独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死后的长时期中仍有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后世历代王朝仍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世
历史学家提及，作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坏的行为的典型。
汉朝最早的丞相萧何（死于前 １９３ 年），因在创建汉朝时做了许多工作
而通常被人称颂；陈平（死于前 １７８ 年）和周勃（公元前 １７８—前 １７７ 年任
丞相）被认为是在吕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刘氏皇室中兴的政治家。贾谊（公
元前 ２０１—前 １６９ 年），他常被人列为儒家，可是仍被视为帝国制度的坚定
的捍卫者，他的观点逐渐被下一代时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为一
个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担任高官一显身手的贤明官员的典型例子。
有务实精神的晁错在景帝朝（在位期前 １５７—前 １４１ 年）任职，他与贾谊一
样，①就如何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加强帝国抗击外来威胁的能力提出积极的
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 １５４ 年）。周亚
夫（公元前 １５０—前 １４７ 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
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 １２５ 年）②勘
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
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
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 １０４
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 １１６ 年），③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
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 ９０ 年向匈奴投降。④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
括：李广，他于公元前 １２９ 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
元前 １０３ 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
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 ９９ 年向匈奴投降。⑤
公孙弘①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 １２４
—前 １１８ 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 １７９—前 １０４ 年）
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
想。②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
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 ６８ 年）和桑弘羊
（公元前 ８０ 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
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 6 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公元前 125 年至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 40 页以下及 207 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51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74
页注 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28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0、199、207 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 12、13、14 章。
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③
在西北，郑吉④是被任命为都护的 １０ 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
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 ５９ 至前 ４９ 年担任
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 ７４—前 ７ 年）脱颖而
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