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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
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
元 ７５ 年杀死了都护。公元 ７７ 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 ８９
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
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
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 ７３ 年他得到了他应
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
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 ３０
个春秋。在公元 ９２ 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88 页；卷八九，第 2957、2965 页。
③ 公元 73 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 120 页以下；卷八九，第 2949 页。公元 89 年的战役，见《后
汉书》卷四，第 168—169 页；卷二三，第 814 页以下；卷八九，第 295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 2909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31 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
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 3930 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03 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
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73 页；卷八八，第 2924 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 120 页以下；卷三，第 135 页；卷八八，第 2928 页。
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 １０２ 年，
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 １０７ 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
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 ２ 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
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 ４９ 年起，后汉
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
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
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
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
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
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
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
在公元 １０８ 年或 １１１ 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 １０８ 年一个羌族首领
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
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
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
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 ２ 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
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 ２ 年和 １４０ 年的人
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 ６５０ 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 ７０％。前面已
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
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
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 ３０ 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
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 ２ 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 １／４ 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
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
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
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
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 ４０ 年 ３ 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
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
① 《后汉书》卷三，第 136、141、156、158 页；卷四，第 170、179 页；卷四七，第 1571 页以下；卷八八，
第 2910、2926、2928 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30 页以下；本书第 5 章《乌桓和
鲜卑》的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09、216 页；卷八七，第 2878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34
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 835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 6
章《羌》的有关部分。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40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49 页。
③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 2 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 180— 前
141 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 6 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
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 ４２
年 ５ 月或 ６ 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 ２８ 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 ３５ 至
３７ 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
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
角洲进发。他在公元 ４３ 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 ４ 月或 ５ 月完成了战斗。徵
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 ４３ 年年底。①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
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
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
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 ４４ 年秋
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②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
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
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 ２００ 至前 １ 年，只有 ３
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 １ 至 ２００ 年，发生了 ５３ 次起事，涉及
中国南方 ２６ 个郡中的 ２１ 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
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
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
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
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
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
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
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
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 ４９ 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
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
公元 ５１ 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
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 ２７７０ 户和 １７６５９ 口。公元
６９ 年，另一哀牢王与 ５１８９０ 户、 ５５３７１１ 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
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
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
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
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
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 ５７—７５ 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66 页以下；卷二四，第 838 页以下；卷八六，第 2836 页以下。
②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 148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 8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9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
③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 2689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 211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
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
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
这意味着计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