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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渊本来就是不善于用兵的，所以军中称他为白地将军。作督帅的尚且不应当亲自作战，何况是修补鹿角呢！”
夏侯渊人称“白地”，但又非常勇敢，所以可以称之为“勇敢的草包”。
标题： 23 刘表为何让荆州？（1）
内容： 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魏书》，刘表在病重时，曾经“托国于备”，说是“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没有能力）。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刘备婉言推辞了。而《英雄记》却说：“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摄”和“领”都是兼管、代理的意思。但这两条记载，内容颇有分歧。《魏书》是说：“刘表在口头上要把荆州让给刘备，《英雄记》则说：刘表已经上书朝廷，推荐刘备领荆州刺史了。很显然，这后一种说法不可能是事实，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前一种说法：刘表真要把荆州让给刘备吗？
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真有这么一回事吗？易中天有一个设想，就是既然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回来探病，被蔡瑁，张允挡了驾，那就表明刘表临死前已经被控制了，刘备是见不到刘表的，怎么能听到刘表说出那样的话呢？但我以为：这推测是未必符合实际情况的。蔡瑁、张允可以利用诡计挡刘琦的驾，但他们再跋扈，也不会把刘表控制起来，不许别人探视的。而且刘表死前神志正常，如果他要召见刘备，蔡瑁、张允二人能抗命吗？易中天认为二刘在最后关头不可能见面，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另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汉魏春秋》，说刘备曾对人说过：“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可见说刘表在死前向刘备“托国”或“托孤”，还不是孤证呢！至于“托国”和“托孤”在性质上有区别，恐怕就是传闻异词了。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这件事应该是有的。
但裴松之却认为：刘表夫妇平日偏爱刘琮，早已定下了舍嫡立庶之计，怎么会在临死前把荆州授与刘备呢？“此亦不然之言。”（《三国志·先主传》注）
易中天说：“我也认为靠不住。”（《品三国》182页）但他又说：“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刘备说了假话。……第二种可能，是刘表确曾“托国”于刘备。但并非真心，而是试探。”（《品三国》183页）
这后一点，不仅是易中天，历来持此说者不在少数。
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把视野开阔一下，从大的背景上来俯视一番。
在三国时代，临终前表示把政权让给别人的，时有所闻。
第一． 陶谦临死前，要把徐州让给刘备，说是“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他死后，别驾麋竺等人便率州人迎接刘备做了徐州牧。（《三国志·先主传》）
第二． 孙策临死前，对张昭说：“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三国志·张昭传》裴注引《吴历》）
第三． 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
以上三例，加刘表一例，共四例。三国魏、蜀、吴，除魏之外，吴、蜀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再加上徐、荆、兖三大州的诸侯；可见绝非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分析起来，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陶谦让徐州，这是真让。当时徐州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戮，已经残破不堪。陶谦有两个儿子：陶商和陶应，但《吴书》说他们“皆不仕”（《三国志·陶谦传》裴注引）。没有出仕的原因，或者因为年龄小，或者因为不成器。这时陶谦的想法应该是：曹操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徐州官员和自己的儿子根本就抵抗不了，与其落个灭族绝嗣的下场，还不如把徐州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满足，只能给他们带来灾难，为什么不让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让徐州绝不是卖关子，而是真心实意的。
兖州的情况也和这相似。初平二年（公元191），青州黄巾军百万人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济北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共同迎接东郡太守曹操做了兖州牧。刘岱的儿子为什么不继承父业？兖州的官员为什么不觊觎这一把手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兖州也是一块热山芋，人人都怕烫手，谁也不敢去拿，只有让给实力较强，不怕烫手的曹操了。
标题： 23 刘表为何让荆州？（2）
内容： 而其它的几种情况，却与此不同。
孙策，刘备临死时，他们的统治地区并没有发生危机。刘表临死前，虽然曹操正向荆州进兵，但他既已苦心孤诣地废嫡立庶、废长立少，安排少子刘琮做了接班人，绝无再把荆州让给别人的道理。但他们为什么在临死前说出这样的话？是试探？是激励？是对别人不放心？是在使用权术？是诡诈之言？看来都不是。如果说：刘表对刘备这样说，人们也许会认为有一些复杂的内涵，但张昭对孙策、诸葛亮对刘备却是忠诚的，孙策、刘备对他二人也是信任的，他们临死前卖这个关子，岂非大煞风景？岂非反而会引起被委托人的反感？那么，这究竟怎样解释呢？解释只能有一条：这是当时的风尚如此，是托孤、托国时所用的一种套话，是对被委托人一种绝对信任的表示，说你篡位我都支持，还有什么信不过你的呢？但既然是一种风尚性的套话，说者也只是说说而已，听者也只是听听而已，谁也不会当真，谁也不会琢磨其中有什么涵义。例如：按照我们当代人的习俗，客人告辞时，主人往往会说：“吃了饭再走吧！”这也是一种套话，主人并没有真留你吃饭的意思，你也不必当真。而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觉得主人虚伪。为什么呢？套话嘛，大家都是习惯这么说的。又例如：在老年间（现在已经不同），家长把孩子托付给老师，往往要说：“请老师给我好好管教，该打就打，打死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套话，当然家长不会希望孩子真被打死；老师也知道：真把孩子打死了，家长是不会饶了自己的。但大家都是这么说说、这么听听的，谁也没有真当一回事儿。
聚讼千载的孙策、刘表和刘备的死前托孤之词，如果像这样淡然视之，也就不必再费什么笔墨来争论了。
标题： 24 刘玄德携民渡江辩析（1）
内容： 曹操进攻荆州，刘备率军向南撤走时，有很多人跟着刘备一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易中天觉得很困惑，说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很有一些人跟着刘备走了。”（《品三国》186页）那么，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易中天先是说：“当地许多士人、百姓、包括刘琮的部下都跟着南撤。”（《品三国》185页）后来又说：“此时古风尚存，士人和官员迁移必是拖家带口举族而行的，因此人数极多。”（《品三国》186页）前面还谈到百姓，后面只强调士人和官员“拖家带口举族而行”，又把百姓淡化了。其实这十多万人中，大部分是携家带口的老百姓——战争难民。上引之《先主传》明明说“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琮左右”就是易中天所说的“士人和官员”及其家属；那么，“荆州人”呢？应该大部分是老百姓了。易中天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多数是老百姓呢？那是因为：在易书中，曹操被定位为“可爱的奸雄”，如果说老百姓并不“爱”他，一听说他来了，就舍家抛业、扶老携幼地跟随刘备去逃难，似乎有损曹操那“可爱”的形象。因而他不愿意对此事深究，用“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就把事情掩盖过去了。但他还是不放心，又站在曹操的立场上做了欲盖弥彰的解释说：
“襄阳地方有那么多人跟着刘备走，也未必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更未必是要跟着刘备打江山，不让曹操得手。吕思勉先生说得好，”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品三国》186页）
他引吕思勉的话，是否断章取义？他自己心里明白。
易中天虽然淡化了老百姓的存在，但他知道这事终究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又说：
“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没错，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兴平元年（公元194），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事影响极其恶劣，荀彧就批评了曹操，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反正，自徐州事件后，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品三国》186页）
看，易中天以曹操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了。但他的辩护词，本院经过研究之后，还是未予采信。为什么呢？
第一． 易中天不得不承认曹操干过屠城的事。证据呢，是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资料引自《三国志·武帝纪》，因为是曹操的本传，所以对他的屠城之事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用“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一带而过。而《三国志·陶谦传》则说：“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陶谦传》则说杀死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反正人数是不少的。《曹瞒传》则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他的罪行令人发指，岂是“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所能概括的？
第二． 所谓荀彧批评了曹操，曹操接受了教训，与事实不符。我们反复查阅了《三国志》有关各纪传，并没有发现荀彧批评曹操的记载。只是在《荀彧传》里提到：陶谦死后，曹操要先取徐州，后定吕布。荀彧不同意，认为徐州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