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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第二节 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可重复、可检验特性。无论是谁，无论聪明愚蠢或称不称职，都能够按照一样的检验方法、操作步骤、判断标准去检验事物，得到一样的结论。
“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100％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惟一相信的标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只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需要的是逻辑”；“科学的基础是数学……”；“而推理则不然，只要你的假设正确、推理过程符合逻辑学规则，你的结论就必定正确，也无需所谓实践的检验，这完全是逻辑学问题”……
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学子之口，让人异常震惊。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主张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第一部分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第三节 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得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他“神”的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许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学者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改恶”一词，意思说现在的这种改革比原来的还差，需要回头，没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是先验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暴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军事，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装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造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它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第一部分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第四节 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眼前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日本绝不能也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
研读中国近代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0世纪20—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在不断捡芝麻过程中丢了西瓜，最后芝麻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研究人群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资料，知道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日本学者以坚实的工业知识为基础，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分析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喜欢农贸市场卖茶叶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推崇，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
现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士子们（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
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商场”，沦为半殖民地。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商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第一部分问世间钱为何物？
第五节 问世间钱为何物？
主流经济学家们通常以GDP的增长率来印证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这种把金钱当作财富的思想是令人沮丧的。
问世间钱为何物？是金银财宝吗？大清帝国曾经凭借无与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量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但好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