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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同时向中国占领区倾销工业品，挤垮了中国企业。经过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反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均远远落后于日本。由于技术水平始终停滞在农业时代，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用自己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简单劳动力去换取国外的技术产品，除少数官僚——技术精英能用挣来的钱奢侈消费外，大部分人并没有从增长中得益，整个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停滞不前。
第二部分1949年的中国
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先是军阀割据然后又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到1949年才终于统一。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工业部门
1949年的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青岛三大工业中心），从GDP来看，一般认为此时的工业产值占10％，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农业社会提供的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如卷烟厂、纺织厂、罐头厂、火柴厂、造纸厂、面粉厂等。这其中不乏利润丰厚的企业，但这种利润不过是反映了工业的极端稀缺。由于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备、零部件、工程师都完全依赖于进口或外国在华产业，它们的利润和生存依赖于与工业国家的贸易，而真正的利润大头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中流向国外。至于构成工业核心的重工业，除了东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残破企业和内地屈指可数的几个矿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体到一些大宗物资产量，1952年（战乱带来的震荡基本消失，各种产品都超出了建国前最高产量）钢产量是135万吨，煤炭6600万吨，电力73亿千瓦/小时，除去行业内部消耗和政府、军队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资勉强可以满足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级工业产品，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科技教育
工厂本身只是大工业体系的硬件，要建立大工业体系，科技力量是更本质也更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处于依附性经济地位，1949年的中国科技能力比工业本身的相对地位更差。按1950年统计，分布在工厂、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专职科研机构只有190个（不分大小），其中59％是农业科研、调查机构。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
科技和工业的基础是教育，1949年的文盲率是80％，全国大学生不过14万人，中学生145万，小学生2437万（人口粗略统计为5亿）。到了1952年，大学计划招生7。5万，竟无足够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即便在集中了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城镇职工干部中，文盲率依然超过50％（煤炭、建筑业均为60％以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教育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相去甚远，除了沿海发达地带和东北一些城市（日本人留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乡村小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依然包括大量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只受过旧式教育的年轻人，现代科学教育限于初等数学和简单的地理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闻所未闻。
基础设施与积累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得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不分深浅水）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汽车5万辆），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1949年的电讯网其实只是一个临时军用网络和沿海商业联络网的拼凑物。
除了基础设施，有形的积累还包括外汇和贵金属，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赔款，数百年贸易积累的金银外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强征民间剩余金银，虽然积累日益减少，但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尚有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说法不一，但数量相差不大）。不过，这所剩无几的财产，大多又被南京政府运到了台湾。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上海有6180两黄金、154万块银元、876822元美钞未及启运就被缴获。这就是共产党政府继承的全部硬通货。
传统资源
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中，中国最丰富的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自然资源、手工业技巧、道德规范、组织动员力量等。毕竟中国是最大、连续历史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过，由于人口总体过剩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周期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传统资源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的低位，大部分资源都被捉襟见肘地用于支持原有社会的运行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很难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从旧体制中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剩余。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强敌环伺下的重工之路
第五节 毛泽东时代：强敌环伺下的重工之路
无论旧中国遗留的基础多么差，抱怨终归没有半点用处，新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这个破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促使他们走上建设独立工业体系之路的原因来自内外多个方面。
敌国强大的军事威胁
从大国的长期战略来看，只有建立一个强大、完整、通用化的重工业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才有可能为一支现代军队提供装备和人力。新政权的领导人大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一直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对重工业——军工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谓刻骨铭心，一旦掌握政权，自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
客观条件的压力
自清朝以来，中国一直不能解决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到了1949年，土地开垦和前工业时代的单产都已经接近极限，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无法通过卖资源、粗放经营耕地等方式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等现象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马尔萨斯式的动荡时期。正如1949年艾奇逊指出的：“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世界上，无论是援助还是贸易都无法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吃饭问题。
领导人的直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什么清晰的理论给新中国的领导人指出工业化的道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当然，马克思主义提倡计划经济，但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能从技术层面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规律阐述清楚，更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即便是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苏联人，也没有理性、量化地认识到自己现存体制的优点和缺点，还在半盲目地用试错法摸索经济规律。同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多数出身农民或旧官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力量只有很模糊的间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高层领导居然选择了基本正确的工业化路线，高效率地利用了仅有的少数既有资源和援助物资，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使残破不堪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因外，我们也许可以将最终动机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自20年代以来经历了无数次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与内外敌友周旋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接手国家政权，虽然事出仓促，在细节上不免出错，但当他们面对不熟悉的工业时代时，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却出奇地准确。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他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的情况下就全面开放了市场，使民族重工业体系在全球自由贸易中处于劣势。而日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重工沉没日本沉没”。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部分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第六节 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旧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和外资利润流失掉了，要么被战乱和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
在一个由少数工业化国家统治的世界上，落后民族积累知识和技术的道路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日本素有侵略传统，又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安抚百姓，依然用了接近一百年才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中国的工业积累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数亿人民默默奉献，构筑民族腾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1967年氢弹实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