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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所带的钱被人偷了。那是机电控制厂一个月的收入。回家的钱都没了，他眼前一黑，惶然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郑元豹失落地在码头等候老乡。一天之后，饥渴难耐的他终于等到一个温州老乡，〃借了几十元钱，才顺利回家〃。时隔几年，郑元豹出差上海，在路上无意中捡到一个黑色提包，里面有5000元钱和很多发票。回想自己曾经的遭遇，他站在原地一直等到慌张的失主赶来，把提包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500元钱感谢，被他拒绝。
有了这次偶遇，郑元豹与失主结为朋友。对方是上海一家颇有规模的电器厂负责人，判断郑元豹诚实可靠，因此在生意上给予了相当的照顾。也正是在这位朋友的牵线搭桥下，郑元豹拿着8000元，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即上海人民低压电器厂的前身，昭示着一位农民向企业家的嬗变。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恰到好处。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可谓温州当年一件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起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城市的繁华与温州简直有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了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练，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两人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清洗剂，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元，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从商的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五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二十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包括刘桂仙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第二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开饭馆，国家支持〃。姚依林看了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还可以多赚钱。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
即使远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们也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日营业额由三四十元上升到200元。
在这种形式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温州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发表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的疑问，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并且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这样的歌声，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的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的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导火索。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它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论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不敢挑破说。
在年初一次会议上，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产生了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编辑同志：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
……
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出。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