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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涛书读得认真、成绩也好。然而，一心打算〃好好读书，将来挣大钱〃的他遭遇到〃文革〃。学校一片混乱，他只好放弃学业，拉板车，跑供销，阴差阳错当上举重运动员，甚至还打破了温州市的一项举重纪录。
16岁时，郑胜涛应征当兵。没有父母或亲友作靠山，即使体格和身体素质最好，他的名额还是被别人开后门占去。不得已他作为〃知青〃下乡劳动，后又因户口迁不回城市而成〃黑户〃。正因为是〃黑户〃，企业单位招工他没有资格，只能辗转到了造船厂、标准件厂和现在的温州龙湾区的状元油库当临时工，干最重的活，领最少的钱。几经辗转，终于，郑胜涛当上名为温州市前进电机厂的街办小厂的正式工人。几年中，他由工人相继提拔为供销员、供销科长。
1981年，郑胜涛调任温州东风电机厂。凭借敏锐的市场竞争意识，他使危机四伏、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
经济改革，总是在意料之中却又每每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
7月台风过后，温州持续高温一月有余。与此同时，个私经济存活的环境仿佛也有了好转的迹象。同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规定》如同一支空气清新剂，荡涤了个体户合法身份周围的污浊空气〃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日后，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个体户们，不断刺激着中国，直至促成温州的民营企业力量的苏醒，并使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水面的。
在温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父亲早年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的重任由母亲和大他四岁的姐姐承担。尽管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要求他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面对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心中内疚的邱光和最终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他希望通过军营的磨练闯出一条人生新路，为家庭做些什么。四年后，他退伍回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又受公社委派担任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可是，40元的月工资根本无法改变家庭的困境。
一次在国内跑供销时，邱光和偶然发现：温州本地最紧缺、需求量最大的彩电、电扇等商品，外地多滞销；当地供大于求的鞋和旅行席等，外地多紧俏。于是，1981年，邱光和和两个朋友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但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邱光和干脆借钱买下朋友手上的股份。
邱光和做家电生意极其注重口碑，一件小事即可说明全部。
一位教师购买彩电，讨价还价。邱光和告诉她：一台彩电利润已不到50元，不要再还价。教师接受了价格，顺便说了一句〃我们夫妻都是教师，经济困难，价格低一点也好一点〃。邱光和听后，只收了彩电的成本价，还负责送货上门。不久教师称彩电无法看到图像。邱光和派人上门维修，发现显像管被烧坏。为此，邱光和写报告给厂方，要求解决。厂方查明是使用不当引起，拒不赔偿。邱光和做厂方工作，希望按成本价560元提供显像管，自己负责安排人免费维修。可家庭拮据，那名教师付不起560元。邱光和觉得教师教书育人很辛苦，帮忙垫付了这笔钱。
事后，教师夫妇写了一封感谢信投递到市消协表扬邱光和。感谢信无意间给邱光和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他很快成为温州城内口碑最好的彩电销售商。从这时开始，邱光和陆续在温州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资产达到千万余元……
这一年，这个国家还是先进与落后共存，未来与传统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呈现，当了五年文艺兵的李涛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此后，他将自导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剧，折射温州三十年的时代变迁。
在温州民营经济开创时期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李涛在许多方面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从小体弱多病，刚出生时居然不会出声，在保温箱放置八小时后，才被医生〃拍〃出声音。三岁患上麻疹，强行针无效，医生发出死亡通知书。在用毯子和草席包裹送往太平间的途中，保姆感觉到一丝动静，将李涛从死亡线上救回。
另外，与温州大多创业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涛生于军人家庭，母亲一家解放前曾为上海民族资本家。他出生时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拥有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李涛
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幸运的是，因为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李涛自己没有被毁掉。〃文革〃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母亲家里丰富的藏书，《西游记》、《水浒传》、《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甚至〃禁书〃《青春之歌》、《夜半歌声》，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解禁〃时间并不长的80年代初，出版作品仍处处敏感。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有〃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为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查，前途成了问题。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之后，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力邀李涛加盟，李涛就这样走上了〃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因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无论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每一个时期，都会有顺应时势的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三十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在这里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当地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因素接踵而来的影响。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引发诸多争议，得到的更多是赞赏。
温州的知名度与苏南旗鼓相当还要等到80年代中后期。一批政界、理论界和新闻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炒热了苏南，更炒火了温州。不过，1981年的温州并非没有亮点，交通破冰，大幕次第拉开……翻开温州市交通局本年档案，一组数字呈现眼前：
全市载客汽车为37辆，包括三轮汽车和简易机动车在内的其他机动车为38辆，运输用拖拉机97辆；公路建设竣工里程为3？4公里，竣工公路桥为5座，公路通车里程为1887公里，年客运量为345？85万人次。全市115家市、县运输企业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润总额为32？14万元，亏损企业63家，亏损总额达到113？33万元，盈亏相抵后，温州运输企业当年还亏损81？19万元。
数字浓缩出温州交通内外交困的辛酸。十万销售大军闯南北，没有铁路，没有航空，纵横的河流，〃死路一条〃的窘境羁绊着热血沸腾寻求命运突破的温州人闯荡世界的步伐。对胡成中、周成建这一批甚至更早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每次出行都成为他们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名玻利维亚华侨则忍无可忍，干脆提笔写信给市政府领导，称坐客车简直如同运猪，车窗外尘土飞扬，车厢里黄尘弥漫。
现实不堪回首。运力与需求间的冲突尖锐到一触即发。国家公路客运国营独揽的政策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制约交通发展的禁令尚未废止。但是，坚冰之下，暗流早已涌动。温州人酝酿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引入社会力量，筹建民营运输企业金丽温客运联合公司。此举显然风险极大。一封检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