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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满怀憧憬，陈加枢第一次上海之行却一无所获。他在上海待了整整一周，只出不进的窘况令其无所适从。情急之下，他想起参加演出时去过太原矿务局。于是，登上了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他在山西接到了7000元的校徽订单业务。这一笔他净赚3000元。
徽章行业的市场前景让陈加枢欣喜若狂。当时温州做徽章的家庭加工点、小作坊〃漫山遍野〃。为了起步领先，他决定办工厂以取得规模优势。与四个朋友集资两万元，购置了一些旧设备，到上海请来师傅，陈加枢办起当地第一个用机械设备生产徽章的厂家。几年时间，他陆续将一些徽章加工作坊收归旗下。
1986年9月23日，带着300多个品种的产品，陈加枢在上海外滩如意酒家，摆〃擂台〃，公开向同行叫板：一比质量，二比价格，三比信誉，四比速度……而出发前，陈加枢请到擅长书法的温州副市长马云博为其题词：〃敢同大厂比高低，再向品牌争寸分〃。
产品质量过硬，加上市长题词助阵，耳目一新的〃擂台挑战〃一炮打响。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连播五次〃擂台〃实况，徽章厂声名鹊起，订货客商接踵而至。就在这时，危机猝然爆发，股东间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保持现状，有人认为钱到手后就该散伙。管理层的意见分歧对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工厂管理松弛，生产急遽下滑。徽章市场又日趋萧条，势头正健的徽章厂混乱不堪，亏损20多万元。
徽章厂人心涣散，前途渺茫。局面如此，股东们决定以35万元卖掉徽章厂。甚至有人主张：〃谁要，情愿拿出两万元倒贴给他。〃
众多股东中，年纪最小的陈加枢此时另有想法。逆势中他对徽章市场的信心不改。他力排家族众议，买下负债累累的徽章厂，决意卷土重来。这一次，陈加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他在阵地前线为恢复旧客户、寻找新客户而东奔西走时，后院着火，千辛万苦拉来的几单生意因质量问题退货。
人处绝境，似乎总能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激情。思考再三，陈加枢反而借来高利贷，引进先进设备，在硬件上创造条件。同时，他亲自前往上海广揽人才，高薪聘请高级技师，强化生产、财务、供销等管理制度。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小小的徽章厂将温州人兴办企业可能遭遇的危机折射得淋漓尽致。成长危机、高管危机、财务危机、质量危机、市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可能成为压倒徽章厂的致命稻草，何况是合力。陈加枢对症下药，徽章厂走出亏损的阴霾。对志存高远的陈加枢来说，扭亏为盈远远不够。冥冥中他一直在等待着某个能令徽章厂扬名立万的契机……
改革开放第六年，个体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高层的煞费苦心并未改变民间对私营业主的歧视。《长沙晚报》一则新闻暗示了这种氛围：长沙市西区（今岳麓区）从事手工修理业的11名个体户，在湘江桥头的马路边，摆开修理工具，半天时间为群众修好手表50多块、闹钟3个，还配了60多片钥匙……有顾客要付给修理费，他们不收，并回答，我们个体户也应该为人民服务。一位过路顾客感慨：〃个体户也有活雷锋。〃一个〃也〃字表现出了个体户在当时境遇的尴尬。
如果说，新闻记者的偏激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表现。那么，一些地方上政府部门对待个体经营者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则让他们欲哭无泪。
即使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向个体经营者收取国家有关规定外的费用，但秦皇岛市向个体户收费的项目就有：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等10多种，对推婴儿车和挑担子、挎篮子卖货的，还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承德地区，个体户每月交纳交通占路管理费4？5元、市容管理费4？5元、卫生管理费4？5元、地皮费每平方米每天８分。沧州市个体户要向街道交纯收入的40％，知青摊点也必须每月向街道交款10至15元。
私营经营者段永芬的遭遇则更惨。河北丰南县法院将其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一年，没收全部利润和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以及77件还未卖出的成衣，原因是她加工成衣销售，扣除税金和市场管理费，获纯利1855元。
河南省一社员持公社证明出售花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见挣钱多了，罚款1300元。《人民日报》也有报道《批发橘子须搭配100斤芋头：济南市个体户经营困难重重 要求按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有些批发部门在国营和集体商店进货时不搞搭配，对个体经营者实行搭配。市场上芋头、菱角等销不出去，橘子、苹果供不应求。批发店对个体户实行100斤橘子捎带100斤芋头，不然拒绝批货……其次，个体户在经营上受到过多限制，他们拿着合法营业执照，却得不到正当保护。有些部门单纯从自己业务角度出发，干涉太多，动不动踢摊、收证、罚款。
当然，或许我们更应看到乐观的一面。比如，虽然舆论上仍然存在〃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会复辟资本主义〃的争论，不过已有偏向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的势头。《人民日报》说：应当抛弃〃左〃倾思潮下〃弃农经商〃的帽子。《经济日报》甚至做出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经济发展，是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的。〃
再比如温州个体户叶永国当年荣获〃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赴京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为此，《温州日报》一版发表《个体户里出〃状元〃》的文章。温州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了40天，每天中午、晚上播报。一时间，叶永国成为温州大街小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叶永国高中毕业，在市区小商品市场摆摊位，卖女装。刚开始，他怕难为情，看到熟人，就让妈妈在店里当营业员，自己躲在店面背后。自从赴京接受领导接见后，叶永国可谓是春风得意，扬眉吐气。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当选温州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他在温州个体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市里的活动，一般都会有叶会长的身影。
这一年，温州个体户占全国总数的1/10，已有八九万人。作为个体经济中的精英，叶永国不但登上了大雅之堂，还有了政治资本。毫不夸张，叶永国的事迹，标志着个体户作为一支正面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对翘首以待的个体户来说显然是掀开了〃民企的天，是晴朗的天〃的一角。味觉敏锐的个体户，从叶永国的事迹中，品味出中央大气候的改变个体户是有地位的，诚实劳动是光彩的。
如果说叶永国事迹象征意义还不够典型与理性，那么，该事件对个体户发展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经济力量中的弱势群体，个体户的生存法则之一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叶永国被正面肯定，这意味着对个体户开闸口的迹象，而这种正面肯定传递到个体户时，就成为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催化剂，个体户当然也会豪气冲天。
将视野跳出温州，放得更辽阔一些，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依然未能同步。
这一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首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接着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在内的10多所高校纷纷效仿。创业大赛逐渐波及全球，在大学生中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
唯独在中国，创业热没能得到呼应。民间的群体性歧视控制着大部分人的心理，势必反映到个人层面。有些人对经商不屑一顾，有些人压根就没想到要走经商这一条路，尽管这并不妨碍若干年后他们一样加入了〃创业〃的大军。
在温州之外，陈东升大学毕业。有人提出让他到粮油总公司上班，他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陈东升断然拒绝：〃我是要做研究的，怎么可能去经商呢？〃与陈东升一样，在人生设计和价值观上，日后中国商业领军人物的王文京刚毕业时，同样没有为企业留下任何想象空间。
王文京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小村庄到国家首都，空间的转移和人生的裂变使他恍然若梦：〃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对未来秉持着宏大的梦想，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得到了荣誉和嘉奖评上单位最年轻的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当上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晋升一级工资，虽然只有六块钱。
因此不难理解，即使身处温州这座充满创业氛围的城市，周星增大学毕业后，还是选择在贵州工学院工作。直到1992年，他才辞职下海，把企业从温州办到杭州、办到省外，最后当上一所民办大学的董事长。
1999年下半年，周星增与朋友投资三亿元，兴办上海建桥学院。当时，他并未获得政府批准，只是与政府签订意向书，便开始兴建教学大楼。
对于周星增这样的温州民营企业创业者，他们做的事情大多在常规之外。他们能够克服环境阻力，克服在缺乏新规则的情况下接受新事物的困难；他们善于打政策〃擦边球〃，一般不会过多考虑行业有多少政策限制。他们随心所欲，却敢于承担风险；他们不懂规矩虽然规矩原本就混乱不清或者根本没有因而敢于进入新的市场，只要看到市场机会就奋不顾身。
〃若是不先搞办学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周星增根本不管学校好办不好办，能不能办，而是先买地、基建、盖楼。他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协议书，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回到温州筹措到几千万元，他一边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指定账户，一边把钱投入到征地基建。上海已有的民办大学占地面积最多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