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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到帝国的存亡，成为继二世皇帝、郎中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之外的又一政治势力，秦王朝政权的外在支柱。
章邯的政治崛起和军事胜利，其背后的支柱是李斯。这时候的章邯和李斯，是将相两翼，内外一体。将相和，天下安，李斯与章邯间的信赖合作，是秦军顺利平定叛乱的政治基础和安定条件。然而，就在章邯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时候，二世政权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政治裂痕，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陷于权力斗争，二世皇帝最终站在了赵高一边。
二世皇帝的苦恼
受到叛军兵临城下的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周文军攻入关中威胁首都，是秦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秦王朝君臣上下震动极大。首都地区的威胁解除以后，追究责任的言论动向，开始出现。
李斯是政府首班，施政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沟通皇帝和大臣的枢要，上上下下的各种指责非难，自然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李斯尽管年迈自保，毕竟执掌秦王朝国政多年，政治经验丰富，通过陈胜叛乱骤起、急遽扩大蔓延的事件，他认识到先帝晚年以来的急政是事件的原因。先帝统一天下以后，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南征南越，屯戍五岭，通驰道连接各地，筑直道通达边境，骊山陵园尚未竣工，阿房宫又开始修建，所有这些工程，都征发百姓服役承担。徭役过重，贻误农耕，民生不能安定，逃亡犯法增多，帝国法制严密，有罪必罚，又引来避刑抗法的蔓延。陈胜、吴广之乱，就是役重法严之下人民铤而走险的结果。为了迅速平定叛乱，安定帝国，在坚决实施军事镇压之外，帝国的施政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减轻徭役，缓弛刑法。
李斯的看法，代表了二世政权内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方面的意见，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先帝老臣都支持李斯。由于事关帝国安危，三人决意向二世皇帝呈情上书，上书由李斯起稿。李斯不仅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家，他在上书中分析形势，辨明利害，委婉地表达宽刑减徭、转换政策的必要。对于二世，他也从先帝顾命老臣们的立场，希望年轻的皇帝以古代圣王尧和禹为榜样，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在危难之后，重振帝国万世江山。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李斯的上书，不但没有促成二世对于转换政策的认同，反而招来了二世的严厉非难。二世不仅不同意宽刑减徭的政策转变，而且对李斯以尧、禹要求自己的提法极为反感，提出尖锐的质问。
二世下书李斯说：对于丞相所言，“我有自己的看法。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只有三尺高，栎木的椽子不作雕饰，茅草的房顶不作修剪，即使是驿站客房，也不至于如此简陋。冬天披鹿皮，夏天穿麻衣，吃粗粮，喝菜汤，用土盒盛饭，用土碗装汤，即使是里监门房的饮食，也不至于如此粗糙。禹穿凿龙门，开通大山，疏浚九河，筑堤九曲，引涝水通于大海。然而，禹自己腿胫掉毛，手足生茧，面目黝黑，最终死于都外，葬身于会稽，即使是俘虏奴隶，其劳作也不至于如此酷烈。这种行为举事，是愚戆不肖的人之勉强所为，不是聪明贤达的人之自然行事。贤人拥有天下，重在贵有；贵有之要，在于使拥有的天下适用于自己。所谓贤人，必定是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的人，若是连自身都不能安逸得利，如何能够统治天下？出于这种考虑，我愿肆志广欲，长享有天下之利而不受有天下之累，难道不可以吗？”
二世皇帝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帝室公子，他年方二十出头，敏感早熟而神经质。多年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撒手葬身于暗黑冷彻的地下。贴近父亲一生的真相，特别是亲临父亲垂死的阴冷，胡亥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
即位之初，胡亥曾经私下将他的这种心境向老师赵高透露过。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希望能够穷尽耳目之所喜好，享尽心志之所欲望，同时也安定宗庙国家，使百姓和乐，如此长有天下，享尽天寿，办得到吗？”
赵高是善揣人意的人，他顺应二世的心思，肯定二世的想法是唯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实行的两利良方。赵高又是心机深刻的人，他诱导二世不安和享乐的心思去消灭政敌。在赵高的诱导下，二世将兄弟姊妹们几乎杀了个精光。二世骨肉相残，目的是消灭帝室中可能的竞争对手，求得在位的安心，为享乐创造条件。兄弟姊妹们斩尽杀绝，孤身一人承继父业以后，在亲情的孤寂之外，似乎一时得到某种安心，可以寻父亲的足迹，驱车外游，安享有天下之利。殊不知突然间晴天霹雳，天下大乱，叛军兵临城下，不仅个人生命，连带整个帝国基业毁于一旦的寂灭突然出现在眼前，受此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七十有余，相对于刚刚二十岁出头的胡亥，如同爷爷辈。李斯身处宫廷之外，军国政务缠身，无法与胡亥朝夕沟通。他从政近五十年，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施政的行动，对于他来说，当前政治的要务，就是危难之后重建帝国的安稳。对于胡亥明确表明的纵情逸乐的强烈愿望，他感到意外和惶然；对于他来说，二世的心境宛若天外的玄音。
我整理历史到这里，戚戚然感到李斯与胡亥之间有难以逾越的代沟。这种代沟，不仅是二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所至，更是不同时代间精神的错乱所由。秦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经过诸子百家知识启蒙的汉民族，刚刚步入壮年，大丈夫轻生重义，鲜廉寡耻，精神外向于国家社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实实在在地追求高位富贵，正是时代风气，也是人物时尚。李斯其人，正是如此英雄时代的模范。至于英雄迟暮，生命觉醒，个人在内向自省的反归中，感受到时间流逝、生命速朽的虚玄精神浪潮，还远在四百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然而，迟暮未来有前期预告，往往出现在早熟而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王室侯门中。二世皇帝胡亥，当为其先知先觉。
胡亥的感悟，这种生命苦短的烦恼，如果绝世出家，流布有道，可能创立解脱的宗教；如果宣泄于个性表现，辞章文字，可能成为哲学家和诗人。然而，胡亥与时代错位，他生长在秦汉时代，从小接受法律教育；胡亥又与人生错位，他被错误地安置在与他的天性气质完全不相适合的位置上，被决定的人生是皇权高位。他没有宣泄内省感悟的通道，他没有同鸣共感的友人，他的被压抑的心境，一步步转化成了及时行乐的欲望和行动，他的感悟和先觉，一步步走向了疯狂和破坏。
李斯重读《韩非子》
李斯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冲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
李斯不能理解二世的烦恼，无法作适宜的引领疏导。李斯是实干的政治家，长于权衡利害的政客，他在二世的下书中更多地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不安。二世皇帝在下书里有如下的质问：“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谴责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自己。李斯紧张了，他感到杀伐的危险。李斯再次仔细阅读二世皇帝的下书，开始体会和揣摸。
二世皇帝下书引用韩非子的话展开。《韩非子》一书，在秦王朝宛若政治教科书。始皇帝在世时，读《韩非子》爱不释手，向往赞誉之情，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始皇帝冷峻严厉，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然而，他却曾经在朝议时引用《韩非子》，当着群臣面前动情感慨道：“啊，寡人如果能够面见作者，亲身同他交游，愿遂事成，死也无所遗憾了。”俗话说，楚王爱细腰，天下多饿死。有先帝的推崇，王侯公子，将相大臣，人人诵读《韩非子》，舍《韩非子》不能议政，舍《韩非子》不能施政，庞大的秦帝国，宛若成了韩非子法家主张的实验场。
二世皇帝引用韩非的话，出于《韩非子》“五蠹”篇。为了体察二世的行文，李斯再次打开《韩非子》。韩非子说，古代和当今习俗不同，新政和旧政措施有异，如果想用宽大缓和的政策来治理急世乱民，等于是不用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实在是不明智的毛病。上古时代，以道德高下较量胜负；中古时代，以智谋多寡较量胜负；当今时代，以实力强弱较量胜负。因此之故，仁义宽政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当今时代，臣民慑服于威势而不心服于仁义，贤君明王必须严刑峻法，诛杀无赦方能治理。字字句句，都是李斯熟悉的话，重温之下，他不禁有寒冷僵硬之感。
李斯与韩非，关系非同寻常。两人同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在楚国时，两人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成为荀子最为赏识的两位高足。李斯出身下层平民，精明干炼，能言善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施才从政，追求出仕成功和荣华富贵，是他的人生目标。韩非子出身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谈，孤僻内向，思想深刻，文辞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