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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可以有许多种美妙的方式，其中有三种可以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布鲁塔克来表明，第四种则由吉本①来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吉本有着严重的缺点。他的学问用近代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合格的；他的人物，哪怕他们是野蛮人，都有着一种18世纪的味道，像是伏尔泰②笔下吃人的牲畜那样；诸侯、战争和政治挤掉了普通老百姓和经济事实，是超出了近代读者所能希望之外的。但是在承认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并且讨人喜欢的作家。
他的机智和讽刺尤其是当他用它们来蔑视迷信的时候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的优点是，尽管他对个人的描绘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对伟大事件行程的感受则是准确无误的。没有别人曾经提出过一幅历史纲要，能比他做得更好。在一部书③里，要处理好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的整个时期，乃是一桩伟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他那主题的统一性的目光，或是对它那几个部分之间所要持的比例的目光。这就要求能掌握一个伟大的整体，这一点是超出大多数人的能力之外的，而且这一点和他所有的缺点相形之下，就把吉本置于历史学家中的第一流地位。
然而光是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是不够的；许多重要的东西，许多令人高兴和愉悦的东西，是只有随意阅读传记和回忆录才能发现的。教授们一定不可妨碍我们去认识：历史是充满了笑柄的，而且最荒诞不经的事情确实是发生着的。我发现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只是出现在我们很好地认识了某个时期之后；因为那时候，每一桩新事实就可以嵌入它在七巧板拼板游戏中的地位。直到我们对于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知道了大量详尽的细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的确像他表面上看来那么伟大。有些伟大人物越是加以研究就变得越发伟大，我要提到斯宾诺莎和林肯①作为例子。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在近距离上，就变成为一副滑稽可笑的形象。在他和约瑟芬②结婚的那天晚上，她的哈巴狗在他上床的时候，咬了他的小脚，或许这并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在许多看来他是处于不利的场合下，全部的罪责都显然是要由他来负的。在他和塔勒兰③的许多次争吵中，有一次他控告他那位外交大臣是个跛子，还有个不忠实的妻子；在他走了之后，塔勒兰转向旁观的人耸了耸肩膀说道：〃多可惜，这么一个伟人居然耍这么坏的态度。〃他和玛丽·路易丝④的结婚礼是由代理人举行的，他到法国边境来迎接她。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典礼，包括一次国宴，国宴上所有拿破仑周围的伟人和贵妇都是要出席的。宴会的时间到了，时间过了，而皇帝和皇后仍然没有出现。宫内大臣已十分惶惑而失望，最后经过周详的询问，他才发现拿破仑为了享受一个皇帝女儿的垂青，等不及要到宴会之后。沙皇亚历山大⑤采取了自己的办法，佯装成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而完全欺骗了他。在他和拿破仑表面友谊的高潮时，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说：〃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在这两个皇帝的通信中，一切的技巧都是在亚历山大这一边，而一切的装腔作势都是在拿破仑那一边。可惜，历史学家未能强调拿破仑滑稽可笑的那些方面，因为拿破仑变成了一种神话、一种传说，在激励着人们对军事征服的赞颂和对军事超人的崇拜。他对德国人的作用特别恶劣，德国人既赞颂他，而同时又由于他所加之于他们的屈辱而希望复仇。如果他们能嘲笑他，那么他们的复仇就可能对人类的代价更小一点了。
非常不同类型的卓越人物的会晤，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是令人吃惊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能比罗伯特·欧文和沙皇尼古拉①之间距离得更加遥远了。罗伯特·欧文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一个热烈的无神论者，他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还是一个颠覆活动的煽动者。尼古拉是一个凶恶的暴君，他的统治是黑暗反动的统治；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到西伯利亚并把巴枯宁②发配到彼得和保罗的监狱里。我们大概不会期待这两个人彼此会喜欢对方的，然而他们两个惟一的一次会晤却是十分亲善的；确实这件事发生在尼古拉做皇帝和欧文成 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前。尼古拉跋涉了一路到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地方来参观欧文的模范工厂，他见到了这里的一切，称赞了这里的一切，还邀请慈善家到俄国去建立类似的工厂。欧文是如此之醉心，乃至把他全部的图版都送给了他这位贵宾这使得欧文夫人大为冒火。他们俩在晚期的生涯中彼此对于对方都想些什么，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歌德和贝多芬大概可以被我们期待着是彼此喜欢对方的了，但是并不如此；因为当作曲家到魏玛访问诗人的时候，诗人试图教导他宫廷的礼仪，而贝多芬则愤怒地坚持要按自己选择的样子行事。
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③，人们写过许多胡言乱语；因为既然两个人都是大人物，亚里士多德又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所以人们就设想着老师必定曾经大大地影响了学生。黑格尔竟至于说，亚历山大的功业表明了哲学的价值，因为他的实践的智慧可以归功于他的老师。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究竟有什么影响，是连最细微的一点证据都没有的；亚历山大恨他父亲①，并且反抗他父亲安置来监管他的任何人。有几封信据称是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但人们一般认为它们是伪造的。这两个人事实上是漠视对方的。当亚历山大征服东方并造成了城邦时代被大帝国时代所取而代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正继续在写他的政治论，其中从未提到过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而且是详细地在讨论已经不复重要的各个不同城邦的宪法。设想凡是同时代人的伟大人物，就会很容易、很快地认识到彼此的伟大，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的情况倒是发生得更多得多。伏尔泰和腓特烈大王②在一阵短暂的友谊之后，竟变成了死敌。腓特烈写的法文诗，伏尔泰称赞得不够；伏尔泰取笑了被腓特烈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终身主席的毛柏图斯③，而且最后伏尔泰逃回法国，随身携带着一卷腓特烈嘲讽彭巴杜夫人④的手稿。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伏尔泰对君主的偏爱就发泄为向叶凯瑟琳大帝⑤的谄媚。
历史学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因为它表明了可以期待着人们在新的境遇之下怎样行动。许多赫赫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在品格上是完全平凡的，而只是在他们的境遇上是特殊的。平凡的已婚妇女的行为，是密切受到精细的考虑所约束的。她希望着比她的邻居更受人尊敬；由于担心收入受损失，她就一定不能使她丈夫丢脸；她不能以任何公然的方式虐待她的孩子，怕的是得到一个坏名声。然而也曾经有少数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她们都是当政的女皇们。如果她们被认为表现出了女人们假如胆敢的话所会做出的事情来，那么我们就应该感谢社会的约束了。她们大多数都谋害了或者监禁了她们的孩子，往往也还有她们的丈夫；几乎她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数不清的情人。叶凯瑟琳大帝这位〃北方的Semiramis〃①，像是伏尔泰所称她的在变得太老太胖的时候，还要支付给她的情人们庞大的薪金。即使是那时候，他们也会企图逃越边境的；但是如果他们被抓到的话，他们的情形可就更糟糕了。猜一猜，如果我们可敬的邻居们是女皇的话，她们有哪一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事。
一旦你知道了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总轮廓，再读读那时候的信件和回忆录就会是很开心和很有益处的事了。不仅是它们包括有大量详尽的细节，使人有可能认识到有关的人们确实都是生活过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者们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的知道行将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仿佛是当代人就必定已经预见到行将到来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了那些只能是猜测其后果如何的人们的错误和惶惑，而且往往还是猜错了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变得格外鲜明如画了。我们会诧异当发生重大的事情时，人们竟然往往关注着小事情。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迫使波旁王朝逃亡时，路易·菲力普②写了无数悲叹的信，但都不是关于公务的，而是关于他的孩子的哮喘病的。当高尔勋爵③不得不逃离奥斯特里茨战场④时，最使他烦恼的就是道路崎岖，而他马车的弹簧又出了毛病。当西赛罗驶离意大利以逃避第二次三雄政体对他的禁令⑤时，他中途折回是因为他认定晕船要比死亡还难受。
现在可以撇开琐碎的事情不谈，而来考虑一下历史上某些更为严肃的方面。这些方面是太多了，很难知道要从哪一个开始；或许此刻最自然的是首先想到军事史。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对各个战役的细节的描述，那在大多数的历史书里是多得不得了的，我的意思是指战争方式的变化对于群体的一般生活的影响，以及成功的军事形式和其他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战争通常是被人浪漫化了的，其实战争也是一桩业务正像别的业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