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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城乡之间的冲突开始于哈密尔顿和杰斐逊③之间的对立；它延续到安德鲁·杰克逊④，杰克逊曾为农村居民赢得了暂时的胜利；经历了人民党（populist）和布赖恩⑤，它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的农业集团和反通货膨胀派之间的斗争。在俄国，自从革命以来，这一冲突就一直采取更激烈的形式。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晚年，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但是斯大林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最后为城市党赢得了胜利。这些冲突透过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可以得到阐明。
近代有关经济事实对一般文化的关系的观念，曾经深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首先它是由马克思明确地加以陈述的，即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交换方式）乃是它那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性质的终极原因。正如一切包罗万象的理论一样，这一学说如果当做一种教条来接受，是会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来作为启发各种假说的方法，则是有价值的。毋庸置疑，它有着大量的真理，尽管不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么多。陶内⑥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趣的书，其中以丰富的阐释性的细节说明了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学说的反面的一种理论。陶内所从事的是要追溯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新教主义（主要的是以个人主义的形式）是因，而资本主义则是果：即神学上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可以看做是企业上的L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根源。无可否认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新教国家里开始的，但是我怀疑那种联系究竟是否真的像陶内所提出的那样。
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是领先的商业国。两国都是新教，而且两国对自己的新教主义都有其充分的政治理论。教皇已经把东印度群岛和巴西赐给了葡萄牙，把西半球的其余部分赐给了西班牙。这不投合北方国家，它们希望和印度进行贸易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此外，西班牙对英、荷两国都是个危险；荷兰获得它的生存是由于成功地反叛了西班牙，而英国获得它的存在则是由于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①。新教主义自然是和对天主教的领袖强国西班牙的敌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英国和荷兰的新教主义就有着充分的世俗原因。然而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是由于他们作为水手的优秀才干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或许是成功地渲染了他们宗教的色彩，那种宗教在某些方面与德国的路德主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怀疑新教主义究竟是不是确实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由商业和制造业所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学说的成因。在较早的一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在经济发展上曾经领导过世界，但是却并没有和教皇发生过争执，而且也不曾有陶内所认为新教心态的那种东西。我不否认这一论点有其真理的成分，但是我认为那并没有他所设想的那么多。
再回到马克思：在我的心目中，他的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它忽略了把智力当做一种原因。人和猴子在同样的环境中用不同的方法来取得食物：人采用农业，不是因为某种超人的辩证法在强迫他们这样去做，而是智力向他们表明了那种好处。假如希腊的智力始终停留在它那最佳的状态，工业革命很可能在古代就发生了。对于这一点，人们习惯回答说，奴隶劳动是廉价的，所以就排除了对创造节约劳力的机器的刺激。但事实却得不出这一观点来。近代的生产方法是从棉花工业开始的，不仅是在要使用〃自由〃劳工的纺织品方面，而且也在采集棉 花（这是奴隶的工作）方面。何况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奴隶是比兰开夏①的厂家们在19世纪初期所雇用的悲惨的童工们更为廉价的了，在那里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除了吃住而外没有更多的东西，至死为止（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奴隶的死亡对于他的主人是一项经济损失，但是一个挣工资者却并不是）。没有智力，人们就永远学不会靠机器来节约人手。
我并不想提示，智力是以某种神秘的、无缘无故的方式自发而出现的东西。显而易见，它是有缘故的；并且显而易见，这些缘故部分地可以求之于社会环境。但是这些缘故也部分地是生物学的，而且还是个人的。这些还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孟德尔②主义已经做出了开端。有极高才能的人，正如弱智的人一样，天生来确切地是与一般人不同的。而没有极高的才能，就不可能出现生产方法上的根本进步。
有一派现代的社会学，自命为要比任何别的学派更加严格是科学的，而且这一派至少在某种范围内乃是马克思学说的产物。按照这一学派，社会学只有从群体上观察人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并且只能是观察他们的身体的行为，而不是企图得出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说许多话来拥护这一学派。毫无疑问，对于戏剧性的东西的乐趣，使得历史学的作家们和读者们双方都过分强调了个人；同样毫无疑问，对于生理行为的任何心理解释都是有着一种冒险的成分，正像是诗人所说的：
掩饰起来你的爱情固然很好，
不过你为什么要把我踢下楼？
这里提到的这个学派只是注意到踢下了楼，而并不去追究那到底是由于掩饰爱情，还是由于恨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同意到这一步，即在我们进入内心动机那片可疑的海洋之前，最好还是先记录下来公开行为的各种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部像《米德尔顿》这样的书，虽说它的作者并没有同意我们所考察的这一理论，但它却是这一理论的宣扬者们所不能赞许的一部书；它还表明了这一理论可以提示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大约50年前，查理·布斯①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一书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为伦敦做出了同样性质的工作；那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它激发了改革，大大增进了伦敦居民中贫困阶层的福利。对于改革者来说，如果他要明智地行动，这类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平均生活的调查的用处是无可估计的。
然而，它们却是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当它们被视之为一种目的时，它们就有丧失它们的用处的危险。首先，对心理学的解释持反对的态度乃是愚蠢的。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贫穷和疾病？因为它招致了苦难，而苦难是一种精神现象。对于一种纯粹外部的观察来说，贫穷和疾病应该是正像繁荣和健康一样地令人满足。当一个天文学家观察星象时，他并不必须要考虑它们的状况是〃好〃或是〃坏〃，因为我们并不相信它们能够有感觉；但是人可就不同了，而一种无视于人的感情的社会学，正是遗漏了成其为最本质的那种东西。我们并不想要改革太阳系，但是我们的确想要改革社会体系，假如我们对苦难有着任何同情的话。而惟有心理学的考虑才能向我们表明，哪种改革是可愿望的。
从一种纯粹科学的观点来说，这一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其错误在于缩小了个人的作用。情形往往是，各种巨大的社会对立的势力都大致处于平衡，而相对的小势力却可以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利，正有如在分水岭上的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决定水流究竟是注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决定了德国人允许列宁回到俄国的。惠灵顿公爵关于滑铁卢战役①说过：〃这桩好事真是见鬼。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或许他的话是对的。这类事例表明了，伟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有时候是取决于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
从那些急不可待地要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的人的观点看来，这一点当然是很可遗憾的。但是事实却是，在使历史学的某些方面多少可以成为科学的时候，并且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史料却是太复杂了，而不可能在目前并且或许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之内被归结为科学定律。对于我们的无知来说，这里有着太多看来是机缘的东西，而且无从估计的各种势力的侵入又有着太大的可能性。在尚不成熟而要佯装成科学的那种企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是科学的。
这就把我带到了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里去，即文化史；它在它那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包括有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只要它不是以迂腐的教授们把它浸沉于其中的那种庄严和空话来加以处理的时候。官方的观点而这是每一个要想得到好分数的学生所必须采用的是：某些名人是伟大的、善良的，所以一定不能加以任何批评，而某些其他的人则是聪明的，但想法是错误的，并且犯下了对每一个排字工人来说都显然可见是愚蠢不堪的错误。还另外有些人，虽然在没有偏见的眼光看起来是无可厚非的，却甚至于是不能提及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受到最高度的赞扬的人，也必然要如此之加以错误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变得沉闷不堪，于是对于那些以赞扬他们为己任的庸人就变得成为可以接受的。而尤其是，绝不能容许有任何思想对于自鸣得意的中世纪可以造成哪怕是片刻的不安之感。
伟人是不能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要这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迂腐的学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对自己的工作满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会同意他的，他在赞扬那些人，并且他特别表扬他们所可能让他们自己说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