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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血色中原 第十二章 未雨绸缪
烟草从在福建落户就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由于它的成瘾性，所以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扼杀在摇篮中，下令禁止种植烟草，并且严厉的规定凡是私售烟草者一律斩首示众。正是他的这种举措，严重的阻碍了烟草的推广，然而这种严厉的规定依旧难以阻止人们对烟草的嗜好，这是一种趋势和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既然这样我也只能顺应了。
不过对于烟草的管制我的要求比崇祯还要严格，他是不许种植和贩卖，我则是以价格体系严格控制，烟草的种植必须经过联合政府的批准，卷烟作坊的设立也是由朝鲜官方和商人合资经营的，虽然这种成本并不高但是卷烟的出厂价还是很贵的，再加上我加的重税使得卷烟的价格一路飙升，成为继伟哥之后的另一消耗类奢侈品，普通的农民根本就吸食不起。
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从烟叶在地里生产一直到变成成品，整个过程都在我的控制当中，不允许有一丝烟叶流入民间，更不允许民间私种，一旦发现都是会处以重罚的，罚得倾家荡产。烟草的毒害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既然阻挡不了，那还不如顺应潮流，这东西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祸害那些富户吧，这些人吸的越多，我挣的越多，他们也死的越早，没办法你们自找的，要说富人不剥削百姓那是扯淡，所死就死好了，我并不可惜。就算他们都知道烟草的害处，但是不也一样趋之若鹜么，从烟草的发现到种植、销售一直到现代，几百年过去了，吸烟的人数没见减少只有增加。
就说历史上清军入关前，对烟草是严禁的。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正式发布禁烟令，然而这时在满族贵族中，吸烟已成为难以克服的嗜好，禁烟只是禁下不禁上。至崇德六年（1641），只好撤消禁烟令，但是仍然不准进口，只许私人自由种植烟草。
清军入关后，担扰烟草种植对粮食等农作物的造成影响，故而限制烟草生产。康熙、雍正皇帝都主张禁烟，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法轻利厚的情况下，种烟、吸烟广为流行。乾隆时期，禁烟政策稍为缓和。嘉庆皇帝即位后，不再坚持禁烟，任烟草经济自然发展。于是种烟愈加普遍，烟制品不断增多，烟草工商业迅速发展，当时烟草已传播中国每个角落，吸烟者日益普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农工商贾，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挡是挡不住的，那我就加以重税，让普通的人抽不起，这东西毕竟不是鸦片、海洛因，一吸上瘾，不抽也就不抽了，尽量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这些不过是我的一些借口罢了，就好像我劝戒周围的人少吸烟，不吸烟，自己却狂吸不已一样，从我自己就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尤其是武将，吸烟几乎已经成了这个群体共有的嗜好。我惟有摇头苦笑，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跟这些人讲什么尼古丁、肺癌之类的如同对牛弹琴，真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是错。
无疑的烟草商品化生产将促进烟草经济结构的变革，实现内部再分工，烟丝加工业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专业的手工业。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逐步扩大，各地烟丝加工会更加普遍，特别是出产烟叶的省份会更加集中。这在历史上都有佐证，例如清代前期，江西、山东、广西、陕西等地的烟丝制造业就十分发达，遍布城乡各地，而且许多烟丝作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江西瑞金烟丝作坊不下数百家，每家雇工数十人。山东济宁，每年买卖烟丝200万两白银，从事烟丝制造的雇工4000余人，各地烟丝业都有各自的产品，而福建永定条丝烟、山西曲沃旱烟、甘肃兰州水烟都是全国著名的产品。
伴随着烟草业的发展，各种烟制品也会脱颖而出，但是我力主卷烟这种商品，因为它远比烟叶及烟丝的附加值要高，这些在今后的发展中都会逐步实现。高额的利润，大量的雇用工人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烟草业解决了一部分朝鲜的闲散资金，同时也因为昂贵的专卖权保证金而使得一些地主不得不变卖土地，以搭上这班车。
同时烟叶种植与烟丝加工是互相依存的，随着烟草商品化生产加深，商业资本在农村将会更加活跃，促进烟草商品的流通，带动烟叶生产的发展。虽有巨害但有百利，这使得我坚定信念加快对烟草企业的扶植，与此同时我还将目光放在了遥远的海外，香烟在国内买的贵那是因为出厂价格偏高，赋税太重，然而对于向海外推介香烟我倒是不遗余力，不但降低出厂价而且采取零赋税。所有烟厂都是官方和民间合资，在出厂时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所以出口也就不必再收取烟税了，这极大的促进了香烟的海外贸易，更多的人喜欢将香烟直接运上大船飘洋过海贩卖给欧洲人，催生了另一个专门从事海外烟草贸易的群体。
所以香烟作坊和专门用来种植香烟的土地不断扩大，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在我的控制区内遍地开花，每个作坊少则雇用十数人，多则雇用上百人，从烟草的种植、晾晒、加工、制作以及贩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吸纳了很多的流民，这当中又以负责卷烟制造的女性居多，由于薪金丰厚，女性因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增高。
随着烟草贸易的快速增长占领区内每年出口的香烟多达百万包，由于这东西重量轻，附加值高，已经逐渐取代丝绸成为海上贸易的新宠，一度是国内香烟交易量的4到5倍，每年都会给我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利润。
当然了，这都是后话，此时香烟产业刚刚开始，真正见到效益还要到秋天大面积种植的烟草收获，但不管怎么说，烟草让我解决了一些富户大户的土地问题，其他的地主少了这些大户作主心骨，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也纷纷出让地产，整个淮北地区的农民基本上都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粮食生产开始逐渐提到议事日程。
从前辽东以及朝鲜由于地广人稀，所以粮食的生产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可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为我增添了不少负担，好在仗着钱多从安南，闽粤以及江浙等地收购了不少的粮食，但是随着明朝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不断恶化，这种收购的成本也变得越来高昂了。
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米价由1628年的每斗120钱，上升到了如今的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由原来值银一两，上升到银四两。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连续的自然灾害使得北方缺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由南方收购粮食也间接的提高了粮价，农民并没有因此受益，在米价上扬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却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
这种情况都是我这个兽医所面临的难题，这还不算，根据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自然状况将在随后80年里继续恶化，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这一时期中国将会遭受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两星期。黄淮平原地区将遭遇大旱之年，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将会全部封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从打我到这个时代开始，直觉上冬季在不断延长，气温也在不断下降。
也难怪明朝将会灭亡，天灾、人祸接种而至，再加上老祖宗没有留下好家底，百姓没有办法存活，也只能造反了，最糟糕的是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整个中国大地将会遭受历史上最大的劫难，人口的减少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应对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绝对是比占地盘更重要的头等大事。
“江南不易大乱，稳固现有区域，逐步蚕食”是我制定的既定方针，以制度的优越性来吸引四方来投，这才是根本的，占领淮北，主要是为了切断崇祯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建立一个示范区。所以我将大量的经历投入到淮北地区的重建上，两个甲种兵团以及一个乙种兵团开入淮北，给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敲响了警钟，同时开始整编地方武装，平抑物价。
在朝鲜和辽东实行的军事管制制度，并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动荡，辽东一直以来实行的就是半军事化管理，而朝鲜由于鸣风纯朴，再加上体系已经趋近完善，百姓的财产并没有受到损害，所以虽然商人有些意见但是随着一系列开发中原的计划的推出，这种不满也渐渐的平息了。
与此同时身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却如坐针毡，徐州的被攻陷导致漕银的运输不得不再次更改路线这一次则必须从安徽、河南绕远，但是同样面临我的抢劫行径。
“皇上，臣从辽东带来的军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粮饷了，驻扎在城外的军队已经开始出现逃兵现象，再这样下去恐怕军心不稳。”孙承宗这些天来不是一次两次的来催要军饷了，对于这个固执的老头崇祯心中已经咒骂了无数遍，但是这时也只有孙承宗能弹压得主关宁铁骑。
当年自己得以顺利铲除阉党，就得益于这支部队，事情不过才四五年，对于关宁铁骑的作战能力至今崇祯还记忆犹新，这也是他既倚重这支部队又惧怕这支部队的原因，作为袁崇焕的旧部，他们曾因为自己将袁崇焕下狱掉头不顾北京的安危，更曾向自己发出过大逆不道的警告，未来的战场上一旦再遇到袁崇焕，这支部队是否倒戈都不一定。但是整个京师重地再无可用之兵，自己也只得依靠关宁铁骑，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里下，是否给他们发饷也成了崇祯内心挣扎的矛盾。
“孙爱卿，朕如今也是捉襟见肘啊，你看看这么多的人张口吃饭，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