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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孙福亮说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简直就是在吃人，他们甚至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既然我们总是说要为天下百姓着想，那么就不应该考虑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脚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盘剥别人为生。”李岩反对道，为了这次会议他在民间作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眼见众人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不由得着急，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皇帝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种症结所在就在于：第一，国家未能给予一切私人财产同等待遇、同等保护。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财产权，任意征用百姓私有财产，因此，百姓不断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无法遏止。第二，国家试图把百姓永远束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另谋出路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越来越不稳定、土地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第三，最关键的是，由于百姓无权选择政府，使得官府逐渐变成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祸患。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调配土地或者“薄赋轻徭”减轻百姓负担，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们到底是要当皇帝千秋万代，“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还是要给百姓谋福利，找活路，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不清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大家还是在这方面多动脑筋吧。”一番话下来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语了，显然我所说的有些过于超前了，这些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消化理解。
“好啊，说的好，元度的见解我自愧不如，虽然他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启第一个对我表示支持，有他这样的元老级人物给我押阵我心里稍稍有了底，因为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难免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是和这个时代相违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不仅早熟而且特别长寿。
虽然先圣们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之类的训诫，但这类“民本”思想早已被专制主义驯服，沦为帮凶。正如魁奈所说，“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规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仅仅是事实上的国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够防止依靠人民税赋养活的政府演变成“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的权贵集团。历史从反面证明：没有专制主义的彻底终结，就没有财产权和自由。
第八卷 东征西讨 第二十一章 土地革命（下）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靠的是资产阶级的推动，但是在中国，所谓的资产阶级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虽然我提倡工商，但这就不等于我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中国的问题远不能像西方那样解释。
中国的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我有决心彻底的葬送它，可是就如同一棵大树，已经根深蒂固，绝对不是依靠几个政令，几条法规就能实现的，就好像一谈到今后的发展，这些人就劝我称帝一样，可见封建思想是多么的顽固。
“先生，你说的这些虽然深奥难懂，但是我们认为先生以一定有先生的道理的，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整个天下都在翘首以待，北方的军民时刻盼望先生早日称帝，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先生称帝，各项政令才能顺畅，天下方可臣服，所以在先生提出土地政策之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称帝了！”邓希贤说道，立刻赢得了所有武将的支持，这些人别的方面插不上话，可是一说道称帝，可就都开始鼓动了。
“邓大人说的是，先生的身份地位一日不确定，我等一日不心安，这偌大的江山若是没有先生，别人很难坐住，再说我等奋战也均因感念先生赏识之恩，若是给他人作嫁赏，我等万万不同意。”佟养性率先说道。
“佟将军说得是，望眼天下我螯拜仅敬服先生一人，我女真若是没有先生必受他族欺凌，我们绝不屈居人下。”螯拜傲然道，当然他这是代表女真说话，多尔衮兄弟尚在天山，所有北方大员只有他一人是女真，肯定要给女真人争一席之地的。
“对，我们蒙古人向来只敬重英雄，只有先生才配坐天下的可汗。”另一名蒙古将领也说道。由于我公正的民族政策。使得蒙古女真这样的“异族”有了生存之地，一旦我将皇位拱手认人，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所以这些人简直就是不遗余力的鼓动我登基。
其余北方将领也在鼓噪，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恨不得我当皇帝，当然我明白他们是希望我当皇帝以此来继续占有胜利果实，保证北方各族群的利益，这时的北方政府绝对不是我刚到朝鲜那阵子了，各利益团体看似相安无事，然而一旦我不在这个位置上。说不准就互相倾轧，回前只有我能保证各方利益地均衡。一旦这个均衡点打破。天下或许会重新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军队一直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我不在，相信也没有人能掌控这样强大的武装。
“都静一静，登基的事好说，假如大家真的希望我来领导，我会考虑大家的意愿的，若无贤能李某当仁不让，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件苦差事。一旦登基我可就没有现在这样逍遥自在了。”我愁眉苦脸的说道，众人具都大笑。
“先生，您可前千万别再弄什么前明遗孤了，我们可受不了，还是你做皇帝的好，大家都跟着沾光。”佟养性说道。
“元度，大丈夫以天下为已任，万不可贪私欲而忘公利，如今天下大乱以十数年，百姓生活因顿，仅北方现在日渐好转，且不可沾沾自喜，应以百姓为重，既然登基已经是形势所趋，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扭扭捏捏，你曾提出的君主立宪我看就是不错的办法，何不效仿之，当开华夏之先河，造福万世。”徐光启严肃地说道。
“是，老师，学生谨记老师的教导。”我恭敬地说道，记得刚认识徐光启地时候，他总是以我地老师自居，久而久之我已经视他为师了，我不在朝鲜的这几年，正是因为有他和李之藻坐镇，才一直欣欣向荣，在学术上逐浙生出百家争呜的景象，可以说是他缔造了朝鲜文化的精神，使之和汉文化更加融合孕育出北方文化的雏形。
……
随后的日子所有人都紧锣密鼓筹办我的登基大典，而我则专心起草新地土地纲领，在新土地纲领中，我首次提出天下土地为天下人之土地，即归国有，而国家亦为天下人之天下。
具体的土地措施是所有占领区土地一律收归国有，由国家根据人口数量和当地土地情况重新划分，对待地主的土地则采取较温和的政策，国家可以根据其土地的多少一次性或分期给与补偿，或者是鼓励他们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建立农场，国家将给予适当的补助。
当然土地纲领还有细则，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每50年核查一次，凡有新生儿出生及老人病故等都依照纲领进行调整，确保耕者有其田。同时政府鼓励农民自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对这样的人将会采取更大的优惠政策帮助安置，并给予优厚的补偿费用。
整个新法案整整讨论了半个月，在各方人士的协调下终于出台，与此同时北方政府正式迁往南京，各部都在紧张的筹建，建国之日不断临近。
对于国号的确立众人意见分歧很大，但我还是力排众议摒弃传统年号庙号等，将之命名为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作为国策。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
是否采用三民主义我思度了良久，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同，更何况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容改变的，更不可能一跃从封建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还是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尽管我本人是枉热的大汉民族主义者，并且身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可是我不能做违背历史潮流的事。
那么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将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我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或许是我最好的选择。三民主义中我将“平均地权”做为核心内容即民生主义，变为我的“社会革命”纲领，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曾经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此时被我沿袭。近代中国曾经进行的那次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过于依赖军阀和资产阶级，使得各种纲领未能彻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