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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
在深圳，人们已承认市场的权威，习惯于按市场经济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企业把眼睛从瞄准政府转向市场，政府逐步学会了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职能，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用工、分配极少干预，而由市场说了算。
深圳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运作机制，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包括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结合的激励机制、自我约束的监督机制和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 不断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较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的路子，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人力资源的引进、交流和流动上，改变了由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的传统做法，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 调配部门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宏观调控方面，微观方面主要依靠用人单位自己择优挑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才竞争和使用机制，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完全由董事会自主决定；企业在当地录用员工时，可以自行招收，劳动部门不做任何干涉，完全实行市场调节，企业不再聘用你了，你就得跑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允许企业自主选择用工形式，如固定工、合同制工、临时工、轮换工、时工、日工等； 深圳的企事业单位大都确立了市场决定工资的观念，基本上是以人才的市场价格来决定其工资水平的。
3、公平竞争机制渐显神威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能创造高效率的公平竞争机制，以竞争来挖掘人自身的潜力，以竞争来获得社会的承认，这种机制已在深圳初步建立。
（1）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深圳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获得，而是取决于人们出身于什么家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身份，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和具有什么样的行政级别等先赋性因素。一些人靠这些先赋性因素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身份是凝固的，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自主地获得某种身份或改变某种身份。这样的流动机制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5）
改革开放开始了深圳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各种改革使得利用先赋性身份优势获取利益的机会不断减少，使得公平的市场规则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市场配置。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以及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
（2）在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上基本体现了公正公开和公平原则。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文化性的经济形式。劳动者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个人收入分配，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挂钩紧密，低素质的劳动力知识面窄，技能单一，能力很有限，只能从事某种简单的工作，在激烈的竟争中很难立足，改革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现象在深圳逐渐消失，知识越来越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读书年限与收入的关系系数R Square由1997年01％提高到2000年的06％。有一句口号在深圳很流行：知识能改变命运，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
高知识群体参与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深圳市近二十年来不断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科技，给大批大学以上的专业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可以办公司，搞发明，卖专利，可以被大的公司、企业高薪聘用；也可以参与政府部分的工作，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从事专业工作的有机会成为教授和研究员等。虽然在社会政治舆论领域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管理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得到了参与社会的机会。
（3）公平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成为新的用人标准。企业取消了行政级别，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既无行政级别，也无职称等级，仅仅以能力和业绩作为分配和待遇的依据。各种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质为依据；人们在提职提薪方面，也逐渐变成以能力和业绩为重要依据， 如私营企业对于有特殊才能者给予技术参股，已上了一定规模和档次的企业，为了规范化管理，减少裙带关系等消极因素，对亲戚朋友一般不使用，华为公司依据员工能力和贡献大小等因素实行员工持股制，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几年来，该公司员工的流动率不足5％（1） 。
较早在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中引进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坚决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改变了单一的委任制，实行了选任、考任、聘用、招考、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从1980年开始，率先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后来又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经理或厂长聘任制，行政事业单位对新晋升职务的干部全面实行试用期制度。从1986年至今，已先后11次公开招选局级领导干部83名。从1999年开始，积极开展处、科级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试点工作，截止2001年10月，有教育局、口岸办等6个政府部门进行了缺位竞争或全员竞争的试点，89名竞争者通过竞争走上处级领导岗位。通过竞争，市政府办公厅产生了33岁的处长和29岁的副处长，具有硕士学位的由原来的55％上升到703％；市司法局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从原来的近47岁下降到415岁，其中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464岁下降到354岁。2001年10月开始的机构改革定岗定员工作中，规定凡是提拔处级领导职务必须竞争上岗，截止2002年6月底，在定岗定员中，通过竞争上岗提拔正、副处级领导职位公务员各128人、177人。
1993年9月颁布实施《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考试录用制度。截止2001年底，深圳市共招考公祭员10140人，说明将近半数（公务员总数为25111人）的公务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公务员考试录用敢于打破人员身份和地域限制，从1995年开始，将科员以下职位的招考范围扩大到工人及社会待业人员，当年公开招考340名公务员，有3000多名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前来报名咨询，符合资格条件准予考试的500多人；同时还打破地域界限，将44个市内紧缺专业的职位面向全国招考，有550名寄送报名材料，其中符合条件准予考试的236人。实行“两个突破”的做法，为拥有真才实学、有志机关工作而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提供了进入机关工作的机会，也为国内其他地区有志之士到深圳机关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疏通了公务员的退出渠道，在1995年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增加基本称职，凡列入此档的，一律离岗培训， 该年度考核有130人基本称职，其中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5人； 1996年制定了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细节，该年有93名公务员获取辞退；从19961998年三年，有260名考核基本称职的人员进了离岗培训班，75名考核不称职的人员被辞退，2000年基本称职26人，占005％，不称职的7人，占001％。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6）
公平竞争机制为能人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为能人施展才华提搭建舞台， 是一种能够产生能人的机制，它可以实现择优，把优势分子送入上层； 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筛选机制，将越来越多的先赋性因素淘汰掉，工人、官员、知识分子等原先占有较大既得利益的阶层，由于对身份的依赖已大大减少，更注重自致性因素的修炼；农民则是突破了身份的束缚迈向了广阔的市场，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更是在既没有身份优势，又没有身份束缚的起点上开始了发展历程。
三、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结构变迁
改革得迟与早，结果不一样。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话，那么，深圳则是最先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中国开放度最高，改革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地区，它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也是中国地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超前幅度最大的一个。在过去的20年间，深圳社会发展的态势常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一个路标和风向计，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
1、阶层分化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国未来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阶层分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前分化型、低度分化型、中度分化型和高度分化型，这四种类型由低到高依次变迁，反应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水平的不同。深圳属于高度分化型，因为深圳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这种经济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1）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扩大，基本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深圳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较多，私营企业主和经理等也较多，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体阶层，如国有、集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