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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许敬宗不断催促高宗立即逮捕长孙无忌。他提醒皇帝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做宰将三十年，百姓服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如今阴谋败露，恐怕被迫之下，朝夕起事。事情急迫，不可延缓。再者，皇帝当以国法为重，亲戚之情为轻才是。
高宗说：“让我再仔细想想。”但他连亲自召见无忌的勇气也失掉了。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
一个大臣一旦失宠，流谪在外，也就不难收拾了。次年，许敬宗从大理寺派大理正袁公瑜往黔州去。袁公瑜就是以前为反对废王皇后，在无忌府邸会议后，立即向武后之母杨夫人告密那个人。袁公瑜奉命要向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当然无忌严词拒绝了。
袁公瑜向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呢？你死之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
事情已然无可避免，情势也已经山穷水尽，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就接受了袁公瑜的意见，自缢身死了。关于大理正袁公瑜所奏呈的无忌供词一事，据说袁公瑜在从京城启程以前，就把无忌的供词全部预先写好了。
袁公瑜这次出京，也受命去找韩瑗，打算用收拾无忌的办法一样对付他。幸而韩瑗已死。袁公瑜令人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无误才回京。韩瑗和无忌两家都流配岭南，成为奴隶。
燕王忠这时才十八岁，被罗织莫须有的冤狱，自己一无所知。被废为庶人之后，也被流配在无忌遭害的黔州。亲眼看见几年以内发生的一桩桩的事，连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难幸免，于是自己恐惧遭害，惴惴不安，常改穿女服，夜间睡觉则时换床榻，借以躲避刺客的暗杀。他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常有恐怖的噩梦，从床上惊起。远在异乡，孤苦伶仃，无人问寒问暖，更兼惊恐惶悚，昼夜不安，于是日形憔悴。在继母武后眼里，他这条命显然还不无用处。因为他一旦死去，谁还能被诬控为一名图谋王位的王子呢？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李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1）
高宗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羽翼都剪除了。武后并不是把大权抢去的，大权是从高宗手里轻轻滑落的。在朝议的时候，高宗遇事不能决断，甚至于弄得茫然摸不着边际，这时武后对当行当断之事表示明确的意见，这算是她的过错吗？她渐渐参加朝政，与群臣议事，意见表达得条理清楚，结论下得坚定不移。在这方面，她的确于事裨益不小。在这种情形下，高宗知道群臣和她的意见日形接近，日趋一致，对她的指示都遵命办理。现在再也没有个像韩瑗、来济遇事劝阻的人，再没有像那样坚持己见的人。朝政自然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是过于顺
利了。朝廷上很“联合一致”，没有提出异议的声音，无须制伏不肯妥协的人，没有一个人向武后陛下说声“不”。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还有另外一些人，共同结成死党，通力合作。这群狐朋狗党完全是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抢人田产，夺人妻子，只是不直接犯上作乱而已。而李义府的巧取豪夺，尤为远近闻名。他母亲死后，出丧时送殡的行列竟达数里之长。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皇后愿意看见向她唯命是听的人有权有势，富贵荣华。但是这种权势荣华都是由皇后随时予夺的。
高宗皇帝三十二岁时，越发衰弱多病，朝廷情形也越发不可收拾。从高宗永徽五年，他就时患头晕，并有关节炎，不断地头疼、背疼。两年之后，又两臂麻木，时病时愈。常常不能在朝廷上接见群臣，即使坐朝，精神也不能专注。皇帝的精力日亏，皇后之势日壮。于是皇帝皇后之间的私人秘事，竟成了人们闲谈的话题。
在家庭里，高宗抑郁寡欢，日子过得非常寂寞。有的人是生而贤德；有的人是被迫之下，勉强过着贤德的生活。高宗虽有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八十一御妻，在武氏那样阴狠嫉妒之下，有这些女人又有什么用处？只要是记得以前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命运的，谁肯冒生命之险与皇帝同榻呢？这就是为什么武氏一得权之后，高宗的孩子都是武氏所生的原因。这种情形的确是异乎常情。太宗皇帝有十四个皇子，由十个母亲所生，另外有二十一个公主。太宗之父高祖有二十二个皇子、十九个公主。
高宗的婚姻生活，仿佛是被武后洗涤得干干净净，而且高宗的生活，纯属规规矩矩的一夫一妻制，就如同他不是皇帝。武后认为女人太多，会损害皇帝的健康。这种制度必须改革，于是就改革了。皇妃、昭仪、婕妤、才人、美人，都取消了。但是帝王之尊，后宫之内必须有不少的妇女；帝王的生活不能像一个和尚，不能像一个穷庄稼汉，否则要被王公笑话。不过数目上不妨减少，职务也另予规定，成为辅佐圣德的女官。为了提高道德，武氏创立了一个新制度，嫔妃的数目当然是削减，将皇妃改为二人，名叫“襄德”，官居一品；二品者四人，名叫“劝义”。官名堂皇而雅正，而这几个女官，都要劝导皇帝，要使皇帝居德由义，不要越出名教一步，这是当然的事。其他各宫女也各有所司。卧房婢女的任务，是照顾衣橱、登记礼品、传达命令、跑零碎差使。这样一来，宫廷之中，仁义道德之风为之一振。而高宗在皇族弟兄眼中，乃成了可怜虫。
不过，又有一个例外的情形。武后有姊妹各一人，妹妹已经亡故。姐姐嫁贺兰越石，丈夫已死，而今居孀在家，在武氏为后时，已受封为韩国夫人。因为妹为皇后，得以自由出入宫禁，不受宫廷规则限制。与皇帝皇后同桌进餐，在宫中亦有居室。如此天长日久，皇帝不觉对她钟情。于是，人们窃窃私语。据说贤王就是韩国夫人所生，并非武后亲子，此事容后交代。
在皇宫之中，往往有皇帝宠爱的女人吃东西后，突然倒地暴卒的事。韩国夫人一天中了毒，倒地抽搐而死。这也许是巧合，可是后来有些与高宗亲近的女人也死得一样。在御膳房里，不会有什么阴谋，因为皇家设有专门官员在厨房监视烹调，特为提防意外的。高宗又闷又气，可又不敢追问，因为亲眼看见武后，这位中毒而死的韩国夫人的妹妹，从容自若，无动于衷，只好认为韩国夫人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无须派人调查了。
韩国夫人的中毒暴毙，在高宗和武后的夫妇关系上引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高宗现在非常孤独，无人可与畅谈，倾吐一下心里的郁闷，他觉得四周围的墙垣越逼越紧，在大庭广众之下，固然要仰承皇后的鼻息，俨如臣属；即便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毫无自由，一举一动也受人严密监视，受人限制约束，什么女人也不能接近。他心里恨谋害自己情人的那个女人，竟然谋害自己的亲姐姐。他心里很不安，很难过，因为与韩国夫人的私通，竟使韩国夫人遭受谋害而死。他觉得羞愧，觉得胆怯，觉得怕武后，在武后面前的时候，他似乎总要动辄失宜
，遭受武后指正。
为要纪念韩国夫人，高宗将韩国夫人的妙龄美貌的女儿封为魏国夫人。他的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发怒，心里没有片刻的宁静。那位十几岁的小姐魏国夫人，是他惟一无二的安慰。他为什么不能当个大权独握堂堂正正的天子呢？为什么不能为所欲为呢？
一个精明强干的妻子，事事都是她自己做的才算对，什么事情都是蛮有把握的，并不是丈夫的福气。在她跟前，不能松懈一点儿，不能有一霎时的放荡，不能有一霎时的随便。高宗对武后有点儿厌烦了，于是他策划了一次革命，最后一次革命。发生的经过是这样。
若说蓬莱宫的兴建是为了高宗的健康，也有一些理由，因为他不断头晕，骨头疼痛，筋肉麻木。不过，旧宫里老是有横死女人的阴魂出现，武后要换个地方躲避邪魔作祟，才另盖这所新宫，这么说也颇有道理。新宫并不只是一所新房子，里面有全套成格局的大厅，有坐朝的大殿，有专用住宅，有花园，靠东边有为太子特建的宫院，有书房，有侍中和中书令的公堂等等。是由京都附近十五省征来的十万民工建筑的。文武百官奉令捐献一月的俸饷，补足建筑的经费。新宫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比由隋朝接收来的旧宫富丽堂皇得多。
武后时时在活动，没有片刻稍停，真是把高宗折磨得厉害。她喜欢新的宫殿，新奇的官衔，一切新奇的事情。在高宗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武后把文武百官的官衔再议之后，多有更改，其实并无明显之理由。过了八年，又改回旧名。这样，至少她自己觉得是在有所作为，并非因袭历代帝王的成规。因为深信自己的命运，她欢迎一切上天的征兆，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她已经把高宗的年号更改了两次。有一次外省一个农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看见了一条鳄鱼，在浑浊的水里，那条鳄鱼看来像一条龙，的确像一条龙。也许是一条龙。武后相信那一定是一条龙，那是帝王的祥瑞之兆。于是她把高宗的年号改为龙朔。新宫中的朝议大厅含元殿落成的时候，她又把高宗的年号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