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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任何一种法理学体系若专注于法官会作出的裁决，就只能适用于正处在某发展时期的一个社会。改革 ——旧模里的新面貌，旧政策上逐渐增附的新原则——乃是现实主义社会观的材料。就连杰罗姆·弗兰克对普通法体制的那些精确而又尖刻的批评，也都不过是根据当时许多政治集团所接受的原则，针对实际改革而发的。现实主义观点不适合描述根本性社会变革，而必须将之视为断层事件，而非法理学关切的一部分。
社会学派既有别于实证论者，亦不同于现实主义者，它一直致力于以较开阔的眼光来研究法律。追根溯源，这观点起始于韦伯。韦伯论述法律社会学许多最重要著作的主编人莱因斯坦（ Max
Rheinstein），曾如下综述韦伯的基本看法：
［韦伯的］出发点是 “社会行为”这一概念，其定义为……人那种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以他人行为为定向的行为。社会行为可以定向于存在某种“正当秩序”这一观念。这样一种秩序又确实有效存在，或者说——意义与此相同——正在社会行为实际以它为定向的程度上具备有效性。一种秩序若其有效性的保证在于，凡不遵从它的行为必将遭到某个特定群体（相当）普遍而真实的非难，那么它就（被韦伯）称为“常规”。一种秩序若其保证在于，有一班专职人员去用（肉体或心理）强制促使行为遵从那种秩序或对违反行为加以报复，那么它就应当称为“法律”。
韦伯关于法律的定义在他的著作中是多少严格遵守的，而且他并不评价法律意识形态（他会称之为一种正当秩序）的对或错，以作为它被视为 “常规”或“法律”的先决条件。至少在其描述性著作中，社会学法律研究是不带价值观的。
其他许多法律社会学家一直在继续和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开始的工作，尽管在历史广度和比较性宽度上有所不及。这类研究的功绩在于，它揭示了法律意识形态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并显露了选择是否、以及如何对人民施行制裁和报复的因素。社会学派倡导者都曾认真研究过群体和个体利益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所产生的冲击，以及法律意识形态在表达社会关系和制订有关法典的效用。
反映社会学派影响的著作异常繁多，在此我们限于篇幅，对它们既难加以概述，亦不可能评论。关于韦伯我们所能说的是，他自称不带价值观，但就其著作来看并不确实。
为求专门用语一贯和概念结构明净，他在描述和比较法律观念时毫不顾及产生那些观念的实际社会。法律意识形态变成了从主干上砍下来的一棵树枝，以便好好研究它的枝枝叶叶，并与从远方运来的树进行比较。这样他力图将法学研究方法，以及时、地相迥异的各种法律意识形态成份孤立起来。例如在仅有五页的小节中，他比较了中世纪君主、中世纪教会、罗马元老院和帝制德国的立法权力行使。他看到在德国习惯法中，群众呼喊（ acclaim）被用为认可裁决的一种方法，又注意到罗马的populus（民众）并无此种权力，只有在执政官宣布死刑判决时除外，于是便说，在这个问题上罗马惯例和德国惯例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相对缺乏军事纪律。运用这种不假思索的混杂主义，将不可比较的情况加以比较，从而得出结论称，每一事物都与另一事物相关，但却没有任何事物是由任何别的事物引起或从其中产生的。
韦伯的见解是不能与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基本关切分割的，那关切就是论证西方社会在国家官僚制度日益增进，国家有权选用、吸引和操纵僚属的情况下，社会的合理性不断提高。他更进而将（国家利益以外的）一切利益视为功能等同的，因而忽略考察代表哪些集团的哪些利益，可能会造成超越国家求适应的僚层问题之外的问题。他对于造反、斗争分子 ——包括已在他自己那个社会中开始出现的这类分子——几乎丝毫未加注意。
然而，我们却也必须感谢韦伯的法律研究，因为正如洛瓦塞（ Loysel）在谈到博玛诺瓦时所说，他“打破镜子，开通了道路。”我们决不可像实证论者要求的那样，将我们的关切局限于国家权力予以认可而使之成为“法律”的那些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了解对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施加压力的各种实际利益，并对韦伯定名为“常规”的各种成套惯例——帮会法、商人法、公教法——进行研究，特别注意那些企图取代现有国家法律体系的法规。
但是我们同时还须考察法律对其意图规约的社会体制有什么关系，并发现在互相竞争的法律意识形态里面，有哪种反映了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集团的利益。韦伯专注于作为施政之道的法律，因此 ——尽管他有丰富的比较性历史知识——不能应付发生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可能。他能够研究已完成的过去，却不能将目前视为历史。
伦尼尔：各种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
任何政治经济学和法律中的研究，对伦尼尔的著作（ Karl
Renner）都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伦尼尔企图弄明白，各种法律形式同赋予它们以其历史特征的那个他所谓“经济基础”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他虽是一位律师，却有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在其所著《各种私法制度》一书中，他力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来构建一种法律理论。”尽管我们不同意他某些大前提，他这本书作为研究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导论，却是与史威济（Paul
Sweegy）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并列（且应并读）的。
伦尼尔仅只关切私法 ——法律秩序中规定个人与个人和个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那些原则。而且，他专注于罗马时期，而至今仍为欧洲律师使用的某几类民法，如所有权法、契约法等。他也研究了家庭法和继承法，尽管未作深入探讨，仅只涉及大要。所有权法随同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演变，特别是许多精密制定的公司法、商法、票据法、保险法，以及为合伙经营的风险和资本而设计的各种办法，这些都仅仅引起他的附带兴趣。这一限度是他这本书的主要得力之处，但也是它的主要弱点。
按照伦尼尔只承认由主权者制定的命令为法律这一点来说，他是本着实证主义传统从事著述的。书中典型的论述是取一项法律原则 ——例如雇佣契约——，然后分析它由于经济情况变迁而产生的功能改变。在资产阶级理论中，正如我们在讨论梅恩爵士的著作时曾经指出，这种契约乃是双方平等地当面订立的。封建法律意识形态则与此形成对照，在其中劳动的义务乃至每一方面的劳动义务性质，都要由极详细的法律条例予以规定。就其要由国家强制每一方履行义务以完成指定任务而论，这种法规乃是“公法”。
资产阶级法律意识形态将此变成私人选择，并将这改变称为迈向自由的一步：没有任何人必须劳动，需要劳动的人则通过协议商定条件。伦尼尔力图戳穿这种假象。他授引马克思的话写道：
在一份契约中这样表达出来的法律关系，不论这契约是否成为充分发展法律体制的一部分，乃是两个意愿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且只不过是两者之间实际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已。正是这种经济关系来决定每一这类法律行为的内容。
不管意识形态怎样说，既然 “社会必须能够安排使用个人的劳动力”，自由选择这一假象就掩盖了下列实际情况：工资劳动者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受雇于人从事工资劳动的。换个说法：认为所有权只不过是个人（persona）与物（res）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涉及人对人的任何支配，这种看法实系虚构。财产控制——当财产由生产工具构成时——通过劳动契约这一中介，就转换成对人的控制；这样，视契约为自由协议的观点本身就是虚幻了。循着这论点继续探讨，伦尼尔将资本主义与封建所有权法区别开来：
在这个阶段弄明白所有权这一制度的原有含义是很有益处的；它并非只单纯是一种商品制度。正是就有计划的商品社会分配来说，它首次让了位。它仅仅保护凭藉某种无懈可击的权利而取得所有权的人，但并不按照计划分配商品。试以此与封建时代的所有权法对比。它 jurainrem
［物权，在此意为以社会规定的方式使用某物的权利］的目录何等丰富多采。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权法则是听凭商品本身来规定商品制度。只是因为如此，它们才按照资本主义流通的特别定律来自行组织和积累。我们在这个阶段业已看到，对“商品”这种无名和无政府状态的规约，变成了对那些处于充当潜存劳动力地位的人的控制。
资产阶级法典宣称人民是自由的，其实只不过是说有产者可以自由组织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成为典型的那种生产和交换体制，而且可以利用财产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将所有其他人组织到那种生产体制之中去。
赋予财产这种控制分配功能的不是法律，也不是某种合法特权，而沉默事实的力量。但这却并非对抗或外在于法律的过程，而是基于过去曾与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相应的规范的一种过程。所有权的法律内容既未扩大亦未受到限制；也不是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