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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转接《泰晤士报》的编辑，亲爱的讨厌鬼，”H。M。继续说道，“我要投诉那个得了麻风病、狼心狗肺的家伙，丢尽了我们现任政府的脸。我问你，先生，有多长时间……（很雄辩滔滔对不对？是的，我喜欢这样。你知道就好）……我问你，先生，宽宏大量的英国人容忍公共财产被挥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有多长时间了？还有那么多要紧事等着用钱！就拿我来说吧，这辈子我每天都要徒步爬五层楼，为什么？因为那群肮脏卑鄙的守财奴拒绝安装—”
“啊，爵士！”马斯特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
H。M。尽管还沉浸在恶斗之中，却也不耐烦地连咆哮也省却了。“好吧。”他恶狠狠地眨眨眼，“好吧，我早该想到是你，马斯特斯。这下子麻烦算是把我的茶杯填满了，你一进门可就要溢出来喽，呸！”
“早上好，弗利奥特小姐。”马斯特斯殷勤致意。
H。M。的秘书“棒棒糖小姐”是位金发女郎，一头炫目的金发用发卡束起。两人进门时她起身合上笔记本，在波拉德的目送下沉着冷静、面无表情地快步离开房间。H。M。费劲地喘着粗气，把脚从书桌上移下来。他身前放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
“实话告诉你，”H。M。突然卸下戒备，主动开口，“我正巴望着有什么趣事找上门来呢。这些外交事务把我的背都压弯了。又有人冲我们的军舰开枪。你旁边这位不是鲍勃·波拉德吗？啊，我猜就是。请坐，马斯特斯。有什么事？”
如此轻易投降，反令亲切的马斯特斯犹豫起来。但波拉德怀疑，实际上H。M。过去几天不得不忙于工作，正在寻觅解脱之道。马斯特斯把“十茶杯”聚会的邀请信推到桌子对面，H。M。愠怒地研究了一番，把玩着手指。
“噢，啊，”他说，“好吧，怎么回事？你准备赴会吗？”
“是的，”马斯特斯冷冷答道，“还有，亨利爵士，我有意在贝维克公寓四号附近布下一道警戒线，连一条蛇也不能放走，就这样。现在你看看这个。”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达特利一案的卷宗，然后又从中抽出另一张信纸，与刚才递给H。M。那张大小相仿，也同样出自打字机。两张纸并排放在H。M。的书桌上，波拉德读道：
四月三十日星期一晚九点半，在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将举行一场“十茶杯”聚会。奉劝警方严加防范。
“不如另一封那么客气，对吧？”H。M。望着两封信，眉头紧蹙，“不过，两座房子都位于肯辛顿区。怎么办？”
“我们把潘德拉贡花园这封信称作展品A，”马斯特斯敲敲信纸，“这是两年前四月三十日下午寄来警局给我的。现在我问你，先生，”马斯特斯苦涩地吼道，“我能怎么办？呃，我能有什么办法？你还记不记得，这事发生在达特利谋杀案之前？”
H。M。没说话，疑虑重重的双眼微微睁开一条缝。他拾起芭蕉扇，将一盒雪茄推过桌面。
“我干这一行的时间太长了，”马斯特斯支起胳膊说，“长得都不知道该如何从这种局面中挖掘有价值的线索。呃，但是，除了传话给那个区的警局之外，我就束手无策了。我检查了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潘德拉贡花园是西肯辛顿的一个安静、优雅的街区，十八号是座空房子—不过是在差不多一周之前刚刚搬空的，供水供电都还没有停。我唯一查出的就是，出于某些原因，人们好像很害怕那个地方，所以都住不长。你了解了吗，爵士？”
“你的表述之清晰堪称典范，孩子，”H。M。答道，好奇地打量着他，“呵呵！我只是纳闷你这老妖怪是不是打算偷偷行动，去你的……”
“现在别打岔！”马斯特斯说，“我还没说完呢，嗯嗯。夜间在那周围巡逻的警员没有发现任何异状，但第二天一早，大约六点钟，一名警佐在前往警局的路上看见十八号的院门半开着。他走上台阶，发现房门没上锁。这还没完，虽然那是座空房子，但大厅里却铺着一长条地毯，还摆了一个衣帽架和两张椅子。警佐警惕地查看了所有房间，全都没有，哪怕是一件家具—只有其中一间除外。那是一楼房门左侧的房间，可能是客厅之类的。窗户被百叶窗遮住，但警佐能看出里面有家具。
“就是这样。屋里的家具十分齐整：地毯、窗帘，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盏新的枝形吊灯。这都是普通物件，只有一个例外。在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圆桌，有人在桌上把十个陶瓷茶杯和托盘摆成一圈。没有任何茶点，只有茶杯，而且所有茶杯都是空的。那些茶杯……哦，爵士，它们有点古怪。但我稍后再解释，因为它们不是房间里唯一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个死人。”
马斯特斯鼻子里长出一口气，红润的脸庞上绽开一丝怀疑的笑容，看起来他对自己的责任心以及这番话引发的戏剧性效果颇为满意。
“一个死人，”他边重复边翻开更多的文件，“我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是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晚礼服，外头还罩着一件薄大衣（礼帽和手套放在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上）。他面朝下躺在圆桌旁，位于圆桌和房门之间。一支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从背后喂了他两颗子弹—一颗击中脖子，另一颗穿过后脑。两枪的射击距离都非常近，凶手必定是用手枪抵在他身后开火的，头发和脖子都被灼伤了。看上去这位老兄正走到桌旁，也许是在端详茶杯，然后凶手举枪对他下手。根据验尸报告显示，他遇害的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线索？我知道，但什么也没有。房间里有大量指纹，其中一部分属于死者，但那些茶杯和托盘上一个指纹都找不到，甚至连手套的污迹或是用布擦拭过的痕迹都没有。没人抽过烟或是喝上一杯；椅子也没挪过位置；没有任何线索显示房间里可能来过多少人，或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只有另一个迹象：壁炉里生过火，炉灰中还有一张包装纸的余烬。但是，那并不是用来包装茶杯的盒子和纸张。我等下会解释，装茶杯的容器要精致得多，是一个木匣，但那个木匣失踪了。”
马斯特斯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上面那张清瘦和善的脸庞上长着个鹰勾鼻，还有一副修剪得齐齐整整的灰色髭须。
“这位老兄很容易辨识，”马斯特斯接着说，“然后—砰！我的面前顿时空空如也。真要命，爵士，他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被谋杀的人！他名叫威廉·莫里斯·达特利，是个单身汉，家境很富裕，除了一个未嫁的姐姐（又是这可怕的老一套）帮他理家之外别无亲戚。他不仅没有任何敌人，而且甚至没有任何朋友。他早年确曾涉嫌卷入一两桩敲诈之类的事件，但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姐姐说（老天，我相信她）她可以告诉我他过去这十五年里的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动机？他的一半财产归姐姐，另一半捐给南肯辛顿博物馆。出事时姐姐正在打桥牌，拥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反正我们也没认真怀疑过她—所以就没有其他疑犯了。那座房子的前一任租客是杰里米·德温特夫妇。德温特是一名律师，日子不太好过，夫妻俩和达特利的关系绝不比和月球人来得深厚，于是又走进了死胡同。达特利生活中唯一的兴趣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尤其偏爱陶器和瓷器。所以我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十个茶杯。”
马斯特斯倾身向前，叩击桌面，加重了语气。
“哦，那么，爵士，我不是你所谓的内行人士，草率下结论也不是我的风格。但一看到那些茶杯，就连我也能察觉到它们的不同寻常。每个茶杯上都有一个标志，像是纠缠在一起的孔雀羽毛，由橙色、黄色、蓝色漆成，色泽温润、流光溢彩，似乎在翩翩摇曳。而且它们非常古怪，你甚至能看到它们在房间里熠熠生辉。我对这些东西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份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报告：
这些茶杯和托盘可谓巧夺天工。我曾目睹早期的意大利产珐琅陶器。它们来自乔吉奥·安德里奥利在古比奥的制作工坊，上面还有他的签名，时间是1525年。但据我所知，这些茶杯很特别，当然，它们其实并不是茶杯，因为茶叶直至17世纪中叶才引入欧洲。我承认它们的用途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测它们被用于某种纪念仪式，例如已知的威尼斯秘密团伙。它们价值不菲，在拍卖所至少能拍出两三千英镑。
“嗯哼，”H。M。说，“一大笔钱啊，不过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的。”
“没错，爵士，我也有同感。我们追查了这些茶杯的来历，它们属于达特利本人所有。他似乎是四月三十日那天下午刚刚从邦德街的古董商索亚的店里买到的。他与老索亚本人直接进行秘密交易，付了两千五百英镑现金。那么，你也许要说这里存在动机，虽然是个疯狂的动机。假设有个疯子收藏家觊觎那些茶杯，设计了一系列周密计划要把它们弄到手呢？我承认这不太合理，但还能有什么思路？
“计划很周密，没错。首先是那些家具。我们查到之前两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霍尔本家具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那地方可供你一次性置办从避雷针到窗帘的全套家具—信中附有二十五英镑的钞票。去信人在信中声称，他想为一间客厅和一条走廊配置该公司最好的家具；家具需要集中到一起，他会派车来取货。哦，接着就有人来取货了。卡特莱特运输公司收到了另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五英镑。按照信中的指示，他们派一辆家具搬运车前往家具公司，将那批货物运到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钥匙也附在信中），把家具卸到屋里。整个过程中谁也没见过订购这批家具的人。送货工人只是把家具全部堆在客厅里而已，房子里也不见人影。幕后之人必定是此后才来摆放家具的。当然，也有邻居看见家具搬进房子里的过程，但由于那原本是座空房子，他们只是猜想一位新房客正要入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