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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到海军局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候用。但3月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时，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旋经李之龙请示蒋后，又将中山舰开回广州。中山舰往返广州黄埔间，均是奉命调动，而蒋却说是“无故移动”的“不法行动”。于是3月20日，蒋以防止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借口，擅自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多人。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擅自镇压中山舰的跋扈行动，使汪精卫“怒气勃然”。原来此时汪正在家养病，这天早晨陈公博慌慌张张跑来，诉说此事，接着谭延、朱培德也来了，并捎来蒋介石的一封信。大意为：共产党意图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示主席原谅。一直蒙在鼓里手无兵权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专擅行事极为不满，却只能称病隐退。
的汪精卫气冲冲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说完就要去找蒋介石，经过陈璧君再三劝阻，汪对谭、朱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第二天，汪又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找来国民革命军几个军的军长，问他们敢不敢扣留蒋介石，这些人明知汪既无实力又无决心，不好和蒋反脸，都不表态。汪精卫也无可奈何，毫无办法。
3月21日晚，蒋介石来探视病况。2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于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为了自己的面子，正颜指出：军事当局非奉党的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
这话显然是给蒋介石听的。而蒋介石当时考虑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军队还没能全部控制，共产党的势力一时还镇压不了，便迫于舆论的压力假惺惺地作了一个自我检查，说什么“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会上经过讨论，决定仍然联俄联共，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行离广，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
23日，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24日，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东西，沈雁冰告诉汪，他要回上海去。汪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31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函。
表示：“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4月1日，陈璧君致函蒋介石。谓汪精卫隐居之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使蒋能反省一切。9日，蒋介石来函称：“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
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并称：”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汪认为此事有损他的威望，便以退为进，当即辞职。
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职分别被谭延、蒋介石取代。5月11日，汪精卫与陈璧君乘法国“安者号”再度出洋赴法国马塞，6月中旬，与曾仲鸣夫妇抵巴黎，住郊区农村。这种对蒋介石的无声抗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继续维持着他的所谓“左派”的声誉。连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表声明，敦请汪精卫、胡汉民回广州主持党政。
7向左走？向右走？
汪精卫偕陈璧君负气出国之后，可乐坏了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取代了汪精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4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通过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5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让位给他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张静江。6月5日，蒋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谭延于汪走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是一个“伴食宰相”，一切惟蒋是从。这样，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蒋介石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
的呼声四起。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特别是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在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后，继续反对蒋的军事独裁，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赴汉，共商国事。
蒋介石实际上非常反对汪精卫回国，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但迫于全国迎汪呼声之高，也假作姿态催汪回国。对于迎汪，中国共产党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近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班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汪精卫负气出走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192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地方党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18日，通过《请汪兆铭销假案》，并以联席会议名义致电，谓：“本日提出讨论，静江同志亦报告介石同志请公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之电，经全体一致决议，由本会迅电请公即日销假视事。除蒋同志派静江、石曾两同志欢迎外，由本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四同志，即日前来欢迎，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1927年1月1日，蒋介石也电称：“谭、张、顾、何诸同志，昨到南昌，详述党务政治情形，知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尚期璧姊同来。”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议请汪尽速回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28日，蒋介石再次来电称：“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11日，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委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汪得到这些消息，甚为得意，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汪精卫和陈璧君再次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回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兴冲冲地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莫斯科，日夜兼程，由法归国。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俄国邮轮抵达吴淞口。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赴沪迎汪。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晤，并在孔祥熙宅会谈，讨论“分共”问题。汪表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2日上午，在宋子文宅与宋等晤谈。晚，与李石曾单独会晤，继续讨论“分共”问题。李宗仁探得汪氏住处之后，和白崇禧等一行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李宗仁回忆说：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卑刻便会烟消云散。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