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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绝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账，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中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中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话会共开三天，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汪精卫在会上表示赞同，又亲自拟定了汉方6名委员的名单。继汪早年的老友、现在的政敌胡汉民等“长衫佬”与蒋介石“共沉浮”；蒋的爪牙群起鼓噪，为蒋喊冤，请蒋复职；桂系指挥不了全局，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冯玉祥也抱怨宁、汉双方不顾大局。西山会议派又活跃起来，其首脑许崇智沪寓，“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其忙碌程度足见一斑。
经宁、沪、汉三方多次较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却打破了汪以汉吞宁的计划，将汪派排斥在外，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中，汪精卫一无所得，又四面遇敌。13日，汪精卫就和陈璧君商量，是否应赞同成立特委会，陈表示犹豫，汪精卫召集谭延、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汉方要人在宋子文寓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特别委员会态度。陈公博认为成立特委会不合法统，我们无权解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陈璧君也认为在特委会中，汪精卫不可能惟我独尊，更担心蒋介石打起“反中央”的旗号来反汪。于是第二天汪不去出席会议。会后，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各同志，声明引退。当夜，汪精卫竟偕陈璧君乘船离上海赴九江，转往庐山。特委会成立之后，9月20日正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谭延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组织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5人任常委。特委会还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标志着汪精卫的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物大多被排斥，使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汪精卫绝不甘休，21日他由九江赴汉口。22日，汪精卫出席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说，题为《宁汉合作之经过》，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南京9月15日所开的会议，“不是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汪在汉口另组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相对抗，宁、汉关系又趋紧张。
此时，在上海，一批与蒋共进退的官僚政客，如吴稚晖、张静江之流正为蒋复职而左右周旋；在南京，蒋的全班人马基本没动。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十八罗汉都是蒋记的班底。蒋在来自各方的复职呼声中，又东山再起。
10月，发生了南京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汪氏夫妇在武汉无法立足，秘密由武汉经上海回到了广州。在此之前，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也回到了广州。他们与李济深联合，形成了粤派势力，以宁、粤纷争代替了宁、汉对立。汪精卫于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为了推翻特委会，决定采取“联汪反桂”的方针，回国前他就派宋子文携其亲笔信去广州与汪联络。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日，就立即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约汪赴上海商谈党务，并宣称“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便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合作并决定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因广东的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桂系的李宗仁等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求汪精卫设法将李济深赶出广东，以破坏粤、桂联盟。为此，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进行了多次密议。对于驱逐李济深，他们均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他们在广东才能站稳脚跟。蒋介石回国后，立即邀请汪精卫、李济深去上海，协商合作问题。汪派即决定利用李济深离粤的时机，发动政变。张发奎也避往香港。
16日，汪精卫抵香港，后转乘亚洲皇后号启程赴沪，就在当天夜里，按照事先的密谋，黄琪翔等人以“护党救国”
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黄绍连夜逃往香港，汪派势力占领了广州，随即出兵西江，开始了粤、桂战争。18日晨汪精卫抵沪，寓戈登路伍朝枢宅。蒋介石闻讯前来与汪精卫会晤，双方谈了很久，解释从前误会，并对于党务政治交换意见。汪精卫等人极力攻击特委会，要求立即取消特委会的职权。随后，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等前来晤谈，表示赞成开四中全会，气氛甚洽，大家共进午餐。蒋介石则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特委会的职权。蒋利用二届四中例会预备会和各派之间的争斗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扫除了。
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政治对手西山会议派，利用他一手策划的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切发言权。下一个就轮到了汪精卫，11月24日起，国民党各派头目在上海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预备会是按时召开了，但是会议的议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互相攻讦。李济深甚至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吴稚晖、李宗仁、李石曾等则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汪精卫等虽一再声明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系，但一开始，汪精卫等人就处于被告的不利地位。在两派斗争中，蒋介石则始终处于超然地位，他貌似公允，力劝双方停止纷争，“捐弃成见”，共同“促成四中全会召开”。
汪精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处境，争取蒋介石的支持，则首先提议蒋介石复职。他称：“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等则声明自己一贯拥蒋。这样，预备会做出请蒋复职，并由蒋主持召开四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终于在下野4个月后，重新上台。汪精卫夫妇在上海备受指责。汪精卫去访胡汉民，胡竟称病不见；和吴稚晖见面时握手，吴也不理不睬，佯装没看见。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等人，或通电，或演讲，指责粤变为共产党之阴谋，要求查处汪精卫等人，不准他们出席在蒋介石宅召集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查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汪精卫于12月初派陈璧君作为特使，回广州密查。12月4日，陈璧君乘伏见丸抵香港，何焯贤专程到码头迎接，随即一起回到广州。此时，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中央委员致电汪精卫，请他立即回粤，主持救国大计。汪精卫表示，回粤与否，需待陈璧君调查结果再定。
陈璧君在广州活动数日后，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向汪精卫报告说：共产党在广州活动频繁，黄琪翔有容共行为，共产党可能在广州发动暴动。汪精卫听了陈璧君的报告，于12月9日连发三次密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人反共。中国共产党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坚持战斗了三天才撤离。
广州起义发生后，汪氏夫妇在上海更是如坐针毡，遭到普遍的非议，汪精卫就连续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张发奎等人绝非共党。同日，陈璧君在善钟路私宅接见记者，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给汪扣红帽子，对汪发动新的攻势。中央监委邓泽如于14日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人的弹劾案，指责汪为粤变主谋。李宗仁、李济深也表示，应拒绝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李济深又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派兵讨伐张发奎。15日，汪夫妇去蒋介石处，看到李的信后，二人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