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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
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次日下午陈铭枢即去见胡汉民，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陈铭枢随即劝他先去见蒋，胡汉民亦同意。陈铭枢即陪同胡前去，蒋、胡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汉民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陈铭枢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陈铭枢等陪同胡赴沪。胡汉民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胡汉民到上海后，古应芬、陈济棠替胡报仇的目的已达到，两人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的态度倾向于汪。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调子，听起来似乎是喜讯佳音，实际上，他们把国难之时当成重做政治分赃的好机会。汪精卫乘此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权力的再分配。经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的调停，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和谈会议。10月18日，汪精卫夫妇乘麦狄生总统号由香港去上海，行前，再次对陈公博、顾孟余表示，胡汉民身边净是政客，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一百余人到达上海，和胡汉民会合。汪精卫到上海后，常对人表示他们改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职。汪愿当行政院长兼一个部长，用意是露骨地想当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几次对大家说，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长，好维持大家反蒋的团结。顾孟余是阴谋家，叫汪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胡汉民对汪精卫无诚意，不愿汪抓权。胡和汪从1926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蒋，才有可能见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颇有人以为这回
胡、汪两个“领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
当胡汉民、汪精卫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然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人同照了一张像，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和蒋方代表在和平会议中明争，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床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生怕汪与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会谈，谈笑风生，握手言欢，真似亲密无间，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又叮咛地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就这样，蒋、汪、胡几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告一段落。
经过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对宁、粤间的调停，10月2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伍朝枢宅举行和平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宁方代表为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吴铁城。会议争斗的焦点是：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为和平条件，而宁方力主“中枢不宜更动，维持党统”。11月7日，会议宣告结束，这是一次双方政治分赃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执、监委员作为合作的基础，由双方选出的中执委召开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对此，鲁迅于10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