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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
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1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