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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
汪精卫安葬的那一天，施旦跟随曾醒去送殡。到了墓地，曾醒特地拉她站在家属行列，随家属行撒土仪式。下午，施旦单独前往南京东郊梅花山汪精卫的墓地，献花致祭。在汪的官邸，施旦把她经管的账册钥匙向陈璧君交代清楚，然后辞行。她离开汪宅后，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进修佛法与外间隔绝，她将九龙新界后座的厅堂加以布置，中间挂着一张汪精卫的放大照片，案上放着汪精卫送给她的小铜佛，壁上挂着汪的亲笔小立轴，上录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璧君等以汉奸罪被捕，梅花山汪的坟墓被炸毁，施旦想起汪生前“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诗句，竟成一语成谶，哀痛之余，将汪的衣物埋在庵后空地上，并且亲笔题签：“汪精卫先生衣冠冢”小石碑竖立冢前，在庵中长斋念佛。
汪精卫的一生，除辛亥革命前逃往日本与后来刺杀摄政王在北京坐牢外，其他都是舒畅和阔绰的。后来汪氏做了行政院长，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豪华奢侈之极不言而喻。
汪氏的住宅，在南京有如宫殿般的官邸，富丽堂皇，汪氏夫妇很是称心如意。在上海有六七处公馆，汪每次去上海，都行踪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
汪吃的东西，虽山珍海味，也难包容。汪一到革命关键时刻或政治上失意时便周游各国，胃口也渐渐多样化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味道都需要。他有厨师六名之多，外国的除西餐厨师外，还有南洋厨师。中国的，有广东菜的、北平菜的、四川菜的、福建菜的等等。他和陈璧君要吃什么地方的菜，张口就要，做的可口，马上有赏，否则一顿臭骂，比西太后还难侍候。
汪氏的衣着穿戴，一贯华丽。在辛亥革命前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缩衣节食，日夜操劳，但他还是衣冠楚楚，翩翩如公子哥。以后官运亨通，就更是日甚一日了。汪夫人在这方面比起丈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年轻时，就浓妆艳服，以招众目。以后，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其姿态有点像上海白相人的嫂嫂，到什么地方都大出风头，做作超群，不可一世。
汪氏夫妇喜听谗言，以至成癖。被陈璧君视为惟一女伴的李凌霜，最善搬弄是非，两面三刀，陈却把女儿嫁给李的儿子。李在汪、陈面前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在外面，则气势汹汹，狗仗人势，谁要不讨好她，哪怕是汪的秘书，她也能招之而来，挥之而去。
汪精卫一向惧内，人所共知，就是后来做了伪南京政府主席，对陈璧君也是恭敬如客。此时，陈长居广东，却对汪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一次褚民谊在上海主办中华电影公司，在到南京向汪汇报时，汪与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照片神态颇为亲近。结果，陈在广东闻之，醋意大发，即日乘飞机赶赴南京，向汪诘责，纠缠不休，哭骂不止，汪桌上的公文摆饰全被翻于地上，闹得狼狈不堪。随从、仆人无人敢来相劝。随后，陈又把随从室全体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骂了个狗血喷头，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竟不加阻止，究竟是何居心。旋又亲自前往褚民谊私宅找其晦气，褚知道得罪不起，三十六计，溜为上计，躲藏起来。褚妻陈顺贞为陈璧君母之养女，平日就一起畏陈之威，惟有听其吵闹，不敢做任何申辩。
自此之后，陈提议在汪精卫公馆中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汪以多病闻名，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更主要的是他逃避革命，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的一个应付的妙法。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汪精卫呢，或去度蜜月，或去养病，一直在国外，不问国内革命之事。中山舰事件后，他又出国养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在国外治病。西安事变时，他看到有机可乘，便说病愈归国。可见，汪是用病来搪塞政治难题，虽很狡猾，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政治能力软弱的投机者。总之，这样一个病态的人物，只能出现于病态的政治之中。现在，这种病态的政治人物，已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一个古物，或是政治解剖室中的一具尸体了。
13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
（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
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
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
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
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