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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这是他们秘密逃离重庆的最后一幕。汪等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除上篇所谈，这里还要赘述几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即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他说：“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他表面高唱“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的高调，但他的头脑里真正想的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明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受宠若惊。在汪周围的一伙国民党要员，周佛海、梅思平、高崇武、陈公博等组成“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成为汪叛国的主要帮凶。
抗战中，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由于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似乎只剩下“焦土抗战”的道路。1938年6月，国民党军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就所谓“和平救国”和蒋介石屡次发生争论，遭到蒋的驳斥。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迫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国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做出了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精卫和平劝告的反驳。汪听到后大为恼怒。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日本人的“速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1月16日，汪和蒋两人吃饭时，汪精卫情绪激动，振振有词地责问蒋介石说：“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如今，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千百万同胞惨死在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下，你我应该感到有愧祖宗，有愧同胞，有愧子孙！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气得直哆嗦，猛地摔下筷子，好一阵才说出话来：“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说着愤慨地站起身来，两手卡腰，对汪说：“逼我辞职，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蒋、汪会餐大闹而散，汪狼狈回到上清寺官邸，认为只有逃出重庆，在日寇的卵翼下，才有他的用武之地。和蒋介石在一起，无论台上台下，他都屈居下风，这口气是出不来的。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步伐。11月23日，汪精卫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称：因为误解焦土抗战，而至于将长沙付之一炬，是极为痛心的事。今日抗战，是存亡所关，不仅要有热烈的感情，并且要有冷静的理智，一切标语口号，都应该细析其内容，而确定其价值。指导是必要的，煽动是不必要的，不从焦土抗战的口号为然。24日他发表演讲，题为《牺牲的代价》。谓：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
12月1日梅思平抵香港，携来答复函由高宗武送交日本方面。复函内容：（一）汪精卫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本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三）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按计划，周佛海12月5日先飞抵昆明，趁蒋介石远在广西之际，汪等8日逃离重庆。6日凌晨，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一辆轿车偷偷驶出上清寺官邸，将汪的儿子、女儿送到珊瑚坝机场，直飞香港。上午陈璧君将一包大洋交给她的侄子陈国琦，说：“你把这60块大洋交给交通部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7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员去云南视察。”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的高级秘书曾仲鸣匆匆赶来，对汪说：“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着两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3个多钟头，直到晚上10点才走。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陈璧君满腹忧虑地说：“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汪精卫显得很镇静，“不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只要老蒋在8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汪大发牢骚，“亏你这几天还是代理总裁！”
曾仲鸣也在一旁敲边鼓说：“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汪精卫经这一激，胸脯一挺说：“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汇报军统近来的活动。”
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陈立夫。
上午9点，戴笠乘一辆吉普车来到汪的官邸，被汪骂得狗血喷头，戴笠毕恭毕敬地听着，嘴里连声说道：“我对汪主席的教训甘领甘受！请您看我今后的行动。”
汪的这一招倒真灵，等蒋介石第二天回到重庆时，第一件事就问戴笠对汪的监视情况，戴就说他多方侦察，没有发现汪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戴笠走后十分钟，有人轻轻敲门，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夹着黑公文包走进来。汪对这个CC头目的突然来访，满腹狐疑，强装笑脸说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祖燕兄！”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陈立夫坐下说道，“六天前，您和委座吩咐组织部草拟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已经草拟好了，请汪主席审阅。”汪草草看了一下，便指示：“此件印发给中央各机关党组织、地方县以上、部队军以上单位。”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渝，这一下打乱了汪、陈一伙的叛逃时间表。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大吃一惊，当陈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说：“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陈说：“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汪精卫不明陈布雷的来意，模棱两可地说：“这个战局，”他停了停，接着说，“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陈布雷接着问：“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老奸巨猾的汪精卫，哈哈一笑，以问代答，他说：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陈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进行试探，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走后，汪精卫立即与等在书房的陈璧君商量，怀疑他们的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决定留下来静观形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