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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