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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
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奔赴北京。随之照相器材和炸药等也已运到。元旦过后，汪精卫等开设的“守真照相馆”正式开业。老板是黄复生，喻培伦负责照像，其他人协助工作。新奇的摄影技术招来了好多好奇的观众，照相馆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兴旺。汪精卫等到北京，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尽量抽出时间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
当时，清庆王奕是清王朝的顽固派，权威最盛，是革命党的死对头，汪精卫等商议先炸死他。几番侦察，发现奕非常谨慎，出入都走京都大街，庆王府又戒备森严，不得入手。
后来，汪精卫等听说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洲祝英王加冕，并考察外国海军，即将回国，汪等想趁他们回京时动手暗杀。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整整等候一天，火车到站天已黄昏，满站台迎候的人都戴红顶子，不知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中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计擒贼先擒王，只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但载沣出入随从甚众，铁茶壶装炸药威力不够，遂派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铁匠定制一个大铁罐，直径一尺二寸，高近一尺，可装炸药四五十磅。这些准备妥当后，又商议选择行刺地点。
经黄复生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可先伏于墙后，待其通过时，扔出罐。但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改变了路线，此计划只好放弃。又经调查，了解到载沣必经之路为烟袋斜街，但因租不到房子，没有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现在要干了，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本来并不爱陈璧君，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十分高兴。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美国专家望着已被吓破胆的清廷官吏说：像这样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国人要制造也是困难的。这颗炸弹不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说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北京城戒备又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不容易混进城，因此断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尚不清楚。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奕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