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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高宗武、陶希圣外，陈公博对于汪精卫对于日本人的过多让步，以及整个日、汪调整关系协约也表示强烈不满。
一次，在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对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这使陈公博更为恼怒，他把影佐的话报告汪精卫，并希望汪氏慎重，汪却只是忿然，但并不改变其既定计划。“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条约和秘密协定。陈公博不愿在此协议上签字，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经长达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汪在卖身契上签字。
12月31日，日、汪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并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抗战期间，曾协助国民党军统同汪伪特工进行斗争。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
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月1日早，她打电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称：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