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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
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汪精卫、周佛海（右一）、褚民谊（右四）、陈群（右二）等在日本前往明治神宫参拜。
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
“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奸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