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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
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
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
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
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
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