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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井武夫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局已对我方不利，但日本政府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0月30日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十一月五六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旺。威泰耶康、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推举日本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为会议主席，另外，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钱德拉。鲍斯也列席了会议。六日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
本文再将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有关史料节录如下：1943年11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察觉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另外，由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日文版《昭和日本史》太平洋战争［5］（后期），和田敏明写的《大东亚会议的内幕》上记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五六日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书第88页有汪与东条等六国首脑的照片，汪坐在东条的右侧。此书［3］日中战争部分，山口一郎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章，在悲剧的结束一段中写道：“昭和十九年三月，汪因病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十一月十日病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既不是死于1942年10月，也不是死于1943年11月，因为死人是不会去开会的，更谈不上照相了。
那么汪是否死于日寇之手呢？在当时，日寇根本没有害死汪的必要，尽管汪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但日寇仍认为他是可利用的工具。1944年9月5日，日本为挽救败局，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中，仍把蒋、汪合作，宁、渝合流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条件之一。再如周佛海获知汪精卫的病十之八九不能医治时，悲叹道：如果汪精卫死去，他与陈公博“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
据悉，现在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有当年留下的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昭和十九年三月三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入院，于同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字样。昭和十九年就是公元1944年。那么汪究竟死于何地？死因是什么呢？
汪精卫毙命的最根本原因是1935年11月被刺，枪伤复发，到1943年8月间，汪背部创伤损及骨髓，致使其背部、胸部及两肋同时疼痛。入冬，病情加剧。11月初，日酋东条英机在东京举行所谓“大东亚会议”期间，汪精卫以给陈璧君检查是否患有胃癌为名，请求东条派名医到南京。据被派到南京的黑川利雄说：当他们为陈璧君检查完身体之后，汪即要求为他查一下身体。经检查，“原来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亦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去为好。”
由于疼痛日益加剧，汪等“即商诸日本军医，经日本陆军医院缜密诊治，更断定为背弹影响所致，遂决施手术”。所谈日本陆军医院系指南京陆军医院。12月19日晨，由日寇军医部长后藤亲自担任手术，就可以看出日方对此十分重视，仅二十分钟即将子弹取出。20日汪移住北极阁。除体温略高外，情况尚好，医生说，7日可封口拆线，10日后即可痊愈，但汪有糖尿病，恐需延长一些时间。
12月25日，医生为汪拆除刀口缝线，汪可以坐谈半小时，精神尚好。直到31日情况都较正常。但至次年1月1日，病情开始恶化，体温上升，自此即不能起床。2月下旬日寇总司令部电告东京，日本政府遂派黑川等前往南京。黑川等人到达后，“立即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的背上弹头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也许由于手术的不成功，加速了汪的死亡，但是如果把手术本身看成是日寇有意谋害汪，尚缺乏证据。而当时，日寇也没有害死汪精卫的必要，何况还要利用他。
黑川等为汪进行全面检查后，断定患“多发性骨髓肿”，认为病情严重，南京、上海都无法治疗，需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以便利用其设备。黑川等认为，此病无法医治，赴日也不过“尽人事”而已。为此，南京日寇派遣军总司令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回日本进行布置。
当日方做出这个决定后，陈璧君即于2月26日晚电告上海的周佛海，务于28日返回南京。周佛海回到南京后，立即见了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及梅思平等，商讨汪去日本后的伪军政事宜。29日上午，陈公博、周佛海召集伪参谋总长鲍文樾等人，在南京颐路34号号汪精卫公馆举行会议。会上，先由陈璧君说明汪精卫病况及决定送往日本医治的经过，接着，商讨了汪去日本后的军政分工负责问题。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但此决定及汪赴日医治之事不予发表，“以免人心动摇”。随即，陈公博等人到汪精卫病榻前，报告了上述决定，汪表示同意。
由于3月1日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脊椎病专家抵达南京，又为汪进行检查，因此汪赴日日期推迟一天。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气绝身亡。12日，其遗体运回南京。
3月3日上午，将汪抬上“海鹣”号飞机飞往名古屋。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到机场送行。随汪去日本的除陈璧君及其子女外，还有翻译、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及副官共十余人。汪住进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的第二天，即3月4日，由后藤再次施行手术，下肢体温和感觉有所恢复。在住院期间，不少汉奸要员和日方人员去医院探望过。6月间，汪的病情恶化，日本方面两次电促周佛海赴日，“以速为妙”。周佛海因病不能成行。
7月，日本内阁的更迭，又使周佛海赴日日期推迟。8月9日，周佛海才得以去日本，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汪精卫，汪已是“病骨支离”。在此前后，褚民谊、郭秀峰、陈春圃等先后赴日探望过汪。
日方虽组成有著名专家参加的医疗小组，全力医治，但病情还是多次反复。到11月10日，病况突变，体温高至四十度以上，食欲全无，呼吸困难。延至下午4时，死于医院。
从以上叙述中，足以证明汪精卫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并非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死于至今仍无法治愈的骨髓肿症，而不是毙于军统特务之手。这也说明，汪之死与蒋介石毫无关系。
确实，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戴笠奉蒋之命多次派人对汪谋刺，但均未告成。当时，日伪对汪精卫警卫极严，汪每次外出，所经之处一律戒严，行人绝迹，由日宪兵及伪特等严密监护。汪住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均由日寇所派，收买护士之事，根本不可能。
残躯付劫灰1946年1月15日夜，寒风刺骨，万物寂静。南京黄埔路国民党陆军总部，警备森严，会议厅内烟雾缭绕，一个重要而机密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国民党南京市军政要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主持会议，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座。
何应钦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
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便退出会议厅。原来，蒋对汪早已恨之入骨，怎能容忍汪葬于中山陵之侧，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同时，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汉奸卖国贼的激愤，为应付舆论，蒋1月初就电会何应钦，立即秘密平毁汪坟。何应钦一出门，肖毅肃接着发表意见，重申了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理好。“一番策划之后，决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任务；宪兵司令部在此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大体分配之后，马崇六向邱维达介绍了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接着问邱如何把它干掉，邱维达说：”这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于是马崇六告诉邱：”总座的意思是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设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紧迫，当时决定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泄密。就这样一个毁墓焚尸的计划定下来了。会议深夜才结束。
从1月18日开始，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断绝行人，禁止游览，紫金山被宪兵戒备得水泄不通。这种阴云压城的恐怖态势，引起社会上的种种谣言，有的说又要查捕汉奸，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惊慌失措，有的向外逃跑，有的四处藏匿。爆破坟墓的任务，已具体下达给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据工兵技术侦察报告，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将汪坟全部炸开。汪精卫死后，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