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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戴笠则认为，周是汪伪政权汉奸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又对各部伪军有重大影响。
控制了周，就基本上能控制汪伪政权，可以为其抢夺东南沦陷区的果实铺平道路。所以蒋、戴接受了周佛海的要求。蒋还亲自写信给周佛海，予以慰勉。其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插，望无虑。
戴笠为紧紧拉住周佛海，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如1945年3月，周母在息烽病危，戴采取各种医疗措施予以治疗，并将病情随时通报周佛海。6月，周母病死，戴代表周为其母守灵、安葬，并将他跪在周母灵前的照片寄给周。此事使周感恩不尽，更加义无反顾地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效力。
以上也就是周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重庆政府的宠信而摇身一一生经历复杂的周佛海。
变重新掌握权力的原因。可见，周佛海是众汉奸中尤为出色的一个，动手之早，手段之高，乃是其他汉奸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前前后后，他成了汉奸中最为忙碌的一个。周曾亲自致电重庆，请示给予官衔，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的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8月19日，周即以总指挥的身份发表了谈话，声称上海行动总司令部成立。他精神一振，准备大显身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尔曼。德丁于9月10日评论道：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周佛海控制的伪军，打着蒋军“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戴笠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都与周佛海进行密谈，两人形影不离。在戴的指挥和导演下，周亦做到了“人尽其才”。
他们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利用参加过汪伪政权的人，对付不必再利用的汪政权的人，演出了一场“以汉奸肃奸”的闹剧。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戴笠以赏月为名邀请周佛海、丁默等聚餐。席间戴安慰众汉奸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一席话说得周佛海等汉奸们满面春风，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9月底，戴笠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自然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亲自用飞机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对于这样的处置，民众非难之声嚣然而起。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严厉谴责反动政府说：“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又把周召回南京。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周，判处其死刑。不久，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改死刑为无期徒刑。次年4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累累的一生。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死后一直居住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侄子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只有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算得上汉奸群中的一个死硬分子。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虽话说得强硬，心里也感到绝望。催促褚民谊，寻找出路。这时，军统局在粤负责人郑介民几次来访褚民谊，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内称：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交谈。此间（指广州至重庆）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此乃是郑介民诱捕陈、褚的一计。陈、褚二人以为蒋介石尽弃前嫌，格外开恩呢！不免一改忧虑、害怕的心情，喜出望外。8月23日，郑介民又来通知，说飞机已到广州，望立即动身。
但来的是由军统特务押车的十余辆汽车，并只允陈璧君一行人每两个人坐一辆车。陈璧君见此有异，但寻生路心切，上了汽车。汽车并没有驶向白云机场，而是开到珠江港口，岸边果然泊有一艘汽船，并有武装人员看护。郑介民待陈璧君等上船后说：“兄弟还有公务留穗区处，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他说着指了指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即跳上岸，钻进汽车去了。汽船拔锚离岸，刚开出一箭之地，何中校点头为礼：“汪夫人，褚先生，为确保旅途安全，汽船上不能带武器，如有，请马上交给我们代为保管。”“我们谁也没带武器。”陈璧君抢先回答。“抱歉得很，各位应接受例行检查。”何中校话毕，武装军统特工每三个对一个搜身。陈璧君气的脸都扭曲了，但想到今后，她极力克制自己，没有发作。“小不忍则乱大谋”嘛。搜查既毕，何中校从腋下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稿，以略带威严的口吻说：“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住所，以待后命。”
陈璧君这才知道中了圈套，异常愤怒，一路大吵大骂，吵吵闹闹中，汽船已至市桥，慢慢靠向一只小汽艇，何中校指指汽艇：“汪夫人，褚先生，请过去。”陈璧君扶着栏杆不动，大声说：“不去，除非用枪把我打死！”随船的军统特工一齐把枪口对准她，四面围住，她根本不当一回事，破口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对待我？老蒋也知道老娘我的脾气，老实告诉你们，他也不敢得罪我。”僵持了好一阵，褚民谊忖度硬顶下去绝无好处，从旁劝解道：“他们奉命行事，与他们吵毫无作用，假使重庆方面决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夫人还是过去吧，免得何先生他们为难。再说，自己家里也不一定安全。”他说完，先自上了小汽艇。“你们这些畜生，欺侮我一个寡妇。”陈也感到再闹也无济于事，褚民谊的话也有些道理，便骂骂咧咧跟着褚民谊上船。
又开了一段路，汽艇靠岸，陈璧君及褚民谊等被领进了伪师长李辅群宅邸二楼。她与女佣合住一室，室内吃用之物一应俱全。何中校临走时冷冷地说：“不准下楼，只能在楼上自由活动。”至此，陈璧君知已成了笼中鸟，日坐愁城，但以看报、看书、下下棋来消磨难熬的时光。
在近二十天之后，陈等又被秘密解回广州，被囚禁在一个日军官原来的住所。此地条件恶劣，陈感到压抑沉闷，曾哀鸣道：“我有受死的勇气，但绝无坐牢的耐性。”但等待她的却只有牢房。
11月14日上午，一架军用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升空，机上载着陈璧君及其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娣、外孙女何冰冰，褚民谊与伪广东省四个汉奸厅长同机赴南京。至南京机场后，这一群人被押上等候在这里的囚车，关押在原冯玉祥的住所———宁海路21号，这时的陈璧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了。陈璧君之子汪孟晋、女婿何文杰也已被逮捕归案，关押在宁海路25号。母子见面，相对凄然。这天，送至监狱拘押的汉奸有数十人之多，按规定，应唱名检收。当看守唱“陈璧君”时，无人答应。“陈璧君！”看守加大嗓门，又喊了一声，同时瞪起眼睛，在犯人中扫视，看其神态，被喊之人要被斥骂一顿了。“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陈璧君怒斥：“你不过是个雇用的最下等之人，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配这样称呼老娘？当年国父孙先生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之名，胆大妄为透顶！”她边说，边逼向看守。看守被她一顿训斥，竟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她，一步一步往后退。说来也怪，狱卒们从此就不敢直呼其名了，而叫她“陈先生”。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依据《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由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理汉奸，并昭告，凡通谋敌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感与蒋介石结怨甚深，难逃一死，昼夜惶恐不安。谁知数日以后，她忽然变得心情开朗，脸上有了笑容，食量也明显增加。原来她已抱定，即使遗臭万年，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忧惧而死，有辱声名，所以是得过且过，有几天就快活几天。
1946年2月，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三个要犯被转移至苏州狮子桥监狱并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4月16日，开庭审讯陈璧君。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首席推事石美瑜、推事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升座毕，传令带被告。
身穿蓝布旗袍、架着金丝边眼镜的陈璧君，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自人丛中挤出。她对受审早有思想准备，并准备在法庭上着力表演一番。读完起诉书后，由被告答辩。陈璧君早就横下一条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