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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后来发表时，汪精卫写有附记说：“此诗由狱卒辗转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胡汉民）等读之，伯先（赵声）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记于此，以志腹痛。”
1910年冬，陈璧君不畏寒苦，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临行时，胡汉民为其送行，并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相对泣下，不胜悲壮。陈璧君等到北京后，几经辗转，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枚鸡蛋，内藏有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喜的是狱外的同志正在积极设法营救，陈璧君甘冒风险亲自来京，对自己真是情深似海；忧的是陈璧君来京活动，危险很大，惟恐发生意外。于是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个字，又改填了《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词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思念爱慕之情。对于陈的来书，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竟嚼而吞之。汪精卫和陈璧君铁窗深情，吞吃书信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曾传为佳话。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惟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字“诺”。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产生妥协心理。当时，善耆派人在狱中为汪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甚至对《民报》所阐述的革命主张，也认为不够彻底。这个满洲贵族广征博引，用睥睨一切的傲慢姿态，以探讨学理的礼贤下士风度，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汪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由感恩戴德，到表示忏悔。这种变化，在汪被监禁期间的诗作中曾有所流露。如，他在《有感》一诗中写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在这里，汪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在《述怀》长诗中，竟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自责自悔起来，“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意境情态为之一变。当时北方革命党人曾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汪精卫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段狱中生活时，对清室产生了感恩心理，他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但汪精卫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没有变。
陈璧君留北京多日，经与各方联络，准备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以救汪精卫，事实上很难办到。这时，孙中山来到槟城，召黄兴、胡汉民等人亦至。他对胡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忠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
这就是说，只有发动革命军起义，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立即通知在北京营救汪精卫的陈璧君、黎仲实返回香港，准备参加广州起义。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为陈璧君担心。又听说胡汉民已经牺牲，大为感伤，乃为诗悼之。诗云：“马革生平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处流。”后又听说胡汉民未死，才转悲为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惊恐万状，一面起用袁世凯赴鄂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涣散革命党人的斗志。在此形势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27日，被迫发布了《罪己诏》。30日，又发布了开放党禁的上谕，谓：“资政院奏请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因。钦此。”同日，内阁即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内称：“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所有原供罪状，实系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致罗法网。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其迹虽近愤疾，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亦实以其情尚可原，冀有祓濯自新之日。……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罗世勋等，悉予释放。”
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再次奏请释放汪精卫等，奏日：“查阅汪兆铭亲供，并无狂孛之语，应如何弃瑕采用，请旨片。再臣等查阅汪兆铭亲供所开各节，指陈政治之得失，发挥立宪精神，洋洋数千言，并无狂孛之语，抑且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以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有效。谨抄录汪兆铭亲供一份，恭呈御览，应如何弃瑕采用之处，出自圣裁，谨附片陈明请旨。”同日，清帝发布上谕：“法部奏党禁即开，拟将监禁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抄录亲供呈览各摺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着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钦此。”当天，汪精卫等即被释放出狱。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4身在曹营心在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伟大的辛亥革命开始了。为了缓和局势，清政府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另一面将汪精卫开释出狱。当时，袁因遭清廷罢斥，以足疾开缺放还回籍；汪亦以谋刺摄政王败露成为阶下囚。袁汪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同命相连。
辛亥革命在江南大地上迅猛发展，清政府为了挽救危机，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近卫新军两镇南下，并已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则以“足疾未痊，难肩重任”为辞，以报被罢斥宿怨。荫昌所率北洋军将校，多为袁的旧部，号令不行。清廷复任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率军镇压革命党人。但袁却暗中利用革命党与清朝的斗争，企图坐收渔利。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毫无渊源。辛亥革命前，同袁有交往的革命党人独有汪精卫。清政府为了同革命党人相通融，便任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汪二人携手之机来临了。
当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尚在河南原籍，未到北京视事。但袁已致信其亲信梁士诒，信中写道：“南方军事尚易应付，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足下居中策划，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梁士诒受袁之托，四处进行活动。因他是汪精卫长兄汪兆镛的乡榜同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袁世凯。
年，以年谊乡谊关系，特赴汪精卫的住处交换国是意见。经梁士诒介绍，汪精卫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
汪精卫出狱后，在11月15日与杨度一起，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公然散布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陈词，这正是五年前汪精卫批判过的保皇滥调。因此革命党的喉舌———上海《民主报》对汪的这些活动曾写社论痛加批评。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汪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并取得领导权，对于革命党人筹备武装起义，多方限制劝阻。于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北方，他成了袁内阁的得力助手，而在革命党内则是拥袁倒清论的重要鼓吹者。汪精卫此时留居北京已无必要，30日他去天津，寓居租界内的一个旅馆中，对外说准备在天津筹办报馆，作为掩饰，而暗中则派人赴上海，将会晤袁世凯的经过告知黄兴等人。黄兴赞同汪精卫的活动，愿与袁世凯呼应合作，南北双方，遂有了默契。
而袁克定则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消息。
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出朝廷后，隐居家乡河南彰德洹上村，以渔翁自居，终日策杖弄舟，披蓑戴笠，实则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此图即为袁世凯洹上村垂钓图。同时，受同盟会指派，与袁世凯联络，争取袁世凯反对清廷。此时的汪精卫，已成了袁世凯家里的座上客，而且与袁克定结成金兰，深得袁世凯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