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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节目成本增加，NOW宽频电视将不得不想办法提高每家用户的平均营业收入。分析师们说，NOW目前每家付费用户的营业收入估计约为100港元（约13美元），而有线宽频的每户营收为218港元。电讯盈科不愿确认它为ESPN和卫视体育转播权所付出的代价，但据分析师们估计，此笔代价约在每年1。4亿港元上下。据悉，该公司也曾为3年期的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香港独家转播权投标6。4亿港元，但却输给了投标8亿港元的有线宽频。
分析师们认为，有线宽频在足球节目方面的强大实力（包括2006年世界杯和西班牙甲级联赛的转播权），将使它能够顶住NOW的挑战，至少暂时会是如此。针对ESPN/卫视体育频道被电讯盈科夺走，有线宽频调整了自己的足球节目，并开通了足球博彩专门频道。
第十二章 叙事者《体育人间》
叙事者《体育人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师旭平有一个小收音机，有时用短波波段可以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有一条小消息他记得很清楚，在纽约地铁，一位盲人跌下站台，摔倒在铁轨上，一位失业工人赶在列车进站之前救起了盲人，报纸报道了他。里根总统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原来的老板也给他打电话，要他回去上班。
师旭平在他的文章《我是一个叙事者》中说——
没有形容词，如我们不少记者在这类消息中常用的“临危不惧”、“奋不顾身”之类。也没有记者的主观拔高或结论，如我们在不少文章中所常见的“真是活着的XXX”、“表现了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风貌”之类。
此后不久，偶然翻阅一份电影杂志，看到一位外国电影导演关于政治性影片的一段话。他说：“政治影片不是一部讨论政治的影片，而是一部影响许多人对某件事看法的影片。世界上政治性最强的影片可以是一部其中没有一句政治术语的影片，它应该把观众不知不觉地引到目的地。”
我想我有点儿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时的中国，讲大道理的人多，讲大道理的文章和电视节目也比现在多，人们喋喋不休地告诫着：“我们要”、“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我们千万不能”、“我们必须”、“我们绝不应该”……
我觉得说理者的阵容太强大了。更要命的是，我这人不大擅长说理。好在我已经大致知道该如何叙事，于是，我成了一个叙事者。
大师和《世界体育报道》
师旭平写过一段200字的自述：“共和国同龄人，平稳、健康地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从小胸无大志，从来没有长大了要当个什么的想法，因此后来当过的一切，便都不能算是我的志向。1968年到山西插队，当了两年农民。1970年到新疆军区某野战部队，当了6年兵。1976年复员进北京电视台（一年后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当了记者。回过头看，当农民和当兵，是我迄今为止50余年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而当记者，虽非儿时志向，却是最适合我干的工作。”
听大师讲起自己的经历，他就会补充一些细节：“我1976年从新疆军区复员，很快北京市公安局要我去工作。我听说天安门事件抓了好多人，缺看监狱的，我站岗放哨五六年了，回来还看监狱？就推脱不去。后来又有中央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的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谈完话当天晚上就赶上唐山大地震了。7月31日我打电话找他们，他们说地震了，大家都忙着呢，你来上班吧。我就去上班了，当节目导演。当时的导演工作就是用16毫米胶片放电视新闻，再用35毫米胶片放个电影，样板戏、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电影翻来覆去放。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老电影可以放了。我在新闻联播干了两年，1983年进入体育部。”
1984年，北京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决定兴建6层营业大楼。这家商店的生意在之前几年一直很好，街头穿运动衣的人很多，大师在那年3月拍摄了《运动服装一瞥》：“当时运动服装的流行，表明了人们对服装的不同观念。以前人们就是穿军衣，灰色和蓝色，1984年天津针织运动衣厂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生产队服，他们的‘梅花牌’运动衣算是名牌。当时比较有名的牌子是北京的劲松、天津的梅花、青岛的蓝天，街上的孩子都爱穿运动衣，还不知道什么阿迪、耐克呢，我想通过这个节目表明观念的变化，人们有了漂亮的意识。”
1985年大师拍摄了《消息来自广东》，那是广东顺德搞了个“农民女篮”。当地人不再为温饱发愁，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打上了篮球。顺德当地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外资工厂——电子表加工厂、衬衫厂，大师就拍了几个工厂的镜头。节目播出之后，就有观众写信告状说：体育节目里怎么会有手表厂的镜头？这个记者拿了什么好处？20年前的观众就知道什么叫有偿新闻了，大师为此专门写了“情况说明”，讲明电子表与农民女篮的关系。
1995年，CCTV体育频道问世，马国力和师旭平商量着要做《世界体育报道》。当时外国体育新闻节目都是人家做好卖给你，或者带广告送给你，翻译过来没有中国人的视角。而构想中的《世界体育报道》，是派遣自己的记者在全世界采集体育故事。
《世界体育报道》首先尝试制播分离，他们将广告时间让给北京的石桥广告公司，石桥负责联系出国拍摄。当时石桥公司的老板是诸葛虹云，她后来与多家电视台联合制作节目，给人印象颇深的是一组关于世界电影的节目。1996年，《世界体育报道》在中央2套播出，节目分为“视点”、“海外专递”和“足球总汇”3部分。很快，“足球总汇”分离出去搞了《足球之夜》，而记者走向世界拍摄回来的“海外专递”一直是《世界体育报道》的重头戏，中国的电视观众看到了德国的绿茵豪门、西班牙的奔牛节，看到了大师在巴西对阿维兰热的采访。
大师说：“我走了许多国家，采访了很多人，《世界体育报道》把国人视野打开了。大家知道原来体育是这么玩的，人家是这样看待体育的，不像咱们就把体育当成是为国争光的工具。这个节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张虹的“围棋三部曲”
张虹1994年下半年进入体育部，一直做体育新闻节目，他回忆说：“1996年《世界体育报道》筹划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节目不大可能做出来，记者都要到国外去采访，可能吗？”
张虹是《体育新闻》的责任编辑，顺带着要做《世界体育报道》中的“视点”栏目，那是个新闻评述类的节目，针对过去一周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述。
1996年他参与拍摄的第一个“海外专递”是跟谢军去西班牙参加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卫冕赛，那是他进电视台后第一次出国采访。“我去西班牙采访，是跟我们的一个老编导叫徐磊，我先写了一个解说稿给他。他根本没看那个稿，在当地一个电视台的剪辑机房里，拿着带子编了一宿，然后让我看着编出来的片子重新把解说稿顺了一遍。这就是思维转换的问题，从文字思维转到图像思维，我就是跟着前辈学几招。我觉得体育频道真是挺锻炼人的，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凭空搭建了一个舞台，你要不断的往里去填充。”
《一生悬命》、《千差有路》、《光明在即》，这3部片子是张虹自己的“围棋三部曲”。他说：“我喜欢下围棋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86年老聂与武宫正树的‘世纪之战’，电视直播从早晨10点开始，一屋子的同学都不上课。那时候我会梦见黑子与白子合二为一成为地球，却绝对想不到在8年之后，我能有幸与聂卫平、武宫正树、吴清源这样一代巨匠通过电视节目相逢。这是我加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以来最珍贵的内容。”
张虹借“工作之便”收藏了两幅围棋高手的墨迹，一幅是韩国棋坛泰斗赵南哲写的“千差有路”；一幅是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的手书“前途无限明景”。吴清源先生常写这句话；有时把这句话缩写为“光明在即”。“一生悬命”一词的日文意思为“拼命地干”，而这4个汉字在中文语境中却出现了某种玄妙的意味。
张虹1996年在日本拍摄棋手孔祥明与她儿子孔令文的生活，片子就叫“一生悬命”。张虹是体育频道有名的“笔杆子”，拍片之余，总会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用如花妙笔记述了这3个片子的诞生——
《千差有路》：那是1996年的中秋左右，我与初元澎在韩国待了半个月。我们有幸得到了韩国棋院“外事部”熟通中文的河勋熙先生的大力帮助，他的中文足可以“乱真”。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刚刚结束军训生涯的李昌镐，拍摄了几家韩国围棋的“业余道场”和其中被韩国人视为李昌镐继任者的又一代神童。
赵南哲先生为我们题写4字：千差有路。我是这样理解4字含义的：棋盘上361个交叉点可谓岔路万千；棋手要在万千个选择里挑中一个，棋手每行一步棋都要面对“千差”的局面。但是，“千差”当中，总会有一条堪称“正解”的道路。
《一生悬命》：1997年我与同事刘颖去日本采访，通过我们在日本的制片人，找到了孔祥明。孔祥明在日本的家并不宽敞；外屋餐厅兼会客室；另外是母子两间卧室。用不着介绍；她那“著名”的儿子非常抢眼，孔令文（原名聂云聪）与他赫赫有名的父亲相貌酷似。
我们在随后的一天；跟踪孔令文；拍摄了他一天中的学棋生活。在异国他乡，母子二人的生活应该说很“小康”，但是那种四处奔波，把命运赌在棋上的生活，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那句日文：一生悬命。我们采访时曾请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