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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建立比做“跑马圈地”，是我带着体育部同仁们开始的原始积累。
第二章：体育频道的诞生（2）
虽然在1992年时我们的节目量并不多，只是在1套有一个《体育大世界》栏目和每天5分钟的《体育新闻》；2套一个《体坛纵横》栏目和周日下午的3个小时，加上不固定的现场直播；总量甚至还比不上几家大些的地方台。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地方台，相反他们其实是中央电视台的盟友。我们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国外的卫星电视网。当时在我国的上空，有两个大的跨国体育电视节目公司，一个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子公司娱乐体育电视网（ESPN），另一个是世界媒体大王默多克建立的亚洲卫星电视体育台（STAR SPORTS）。
ESPN建立于1979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分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美国国内部分号称有6000万用户；国际部分的触角更长，在南美有专门的ESPN拉丁美洲网；在欧洲和欧洲广播联盟及法国电视台合作创办了“欧洲体育台”，ESPN占有33％的股份（2002年退出）；在亚洲则主要采取利用当地有线电视台，允许转播其节目，但是要用一定的广告时间和部分现金支付节目费用，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像这样的转播台在我国已经有了二十几家。
亚洲卫星电视体育台成立于1990年代初，历史不长却冲劲十足。由于默多克的雄厚财力，开始几个动作让人感觉到出手不凡。例如出巨资和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签订10年的转播合同，而且还有续约的优先权。2004年的“汤尤杯”中央电视台没有转播就是因为无法从其手中夺回报道权。2004年的6月份，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没有转播这个比赛大加讨伐，我看了只能苦笑：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由于亚洲卫视体育台的出现，加剧了ESPN与它在亚洲的竞争，而且，进入1990年代以后，亚洲的电视市场发展极快，这两个跨国公司更意识到尽快占领这个最大，也是最后的市场的必要性，于是都投入了重资。但是这种竞争太吃力了，即使是这两个似乎从来不怕亏本的巨人。所以1997年初，他们宣布合并。当然他们合并的原因不仅是竞争带来的资金流失，更重要的是，几个主要国家都发展起了全国性的有线体育网，这些体育网的节目质量虽然还比不上跨国公司，但它们有很强的当地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带来的，远高于跨国网的收视率对于竞赛组织者和赞助商更重要，所以他们在想：限制了各国电视网以及跨国公司的交易是否值得，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了各国主要的独立体育电视台。
这里有一个情况可能需要我解释一下：电视版权的特点是排它性和地域性，一个赛事在一个地区只能卖给一家电视台。跨国电视网覆盖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它一定要花大价钱购买这个地区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在它买了之后这几十个电视台就不可以再播出这个赛事，除非与跨国电视网签约成为它的转播台。
ESPN和STAR SPORTS的合并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与他们原来根本看不上眼的亚洲各独立电视台的较量的开始。在1995年体育频道最困难的时候，我获准与ESPN商谈合作事宜。但是，当时力量强很多的他们要的是吞并而不是合作，当然这是中央电视台不可接受的。我对它亚洲公司总裁说过一句话：现在如果你同意合作，是我需要你，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如果我挺得过3年，你再来谈合作，那要看我是否同意了。
回过头来说1992年，我们在周日的第3套节目播出意大利甲级联赛录像。第一次播出时，导演哈国英让我说几句话，因为那时ESPN已经被允许进入中国很长时间了，我就说了这样的话：观众越来越喜欢观看体育节目，说不定中央电视台在今后也可以开办一个自己的体育频道。我觉得台领导本来不会看这个节目，而且即使看了也不会认为有太大的不妥，因为这就是一个前景预测而已。但不知何故，当时主管体育的副台长把我找了去，很严肃地批评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我不再说了，但是却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和行动。1993年9月，我向台里正式递交了一个报告，申请开设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据说台领导议过，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下文。1993年底突然通知我，体育频道的设想通过了，争取1994年上半年开播。原因是北京空出来了一个甚高频的33频道，教育电视台想要，中央电视台当然也想要。大多数人不太清楚，世界上的频道资源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40频道以下可用做民用广播电视，而为了保证各个频段之间不产生干扰，每个频道之间必须得隔几个频段，于是可以播出电视节目的频道就那么十来个。争取这个新的频道得有充分的理由，当时中国没有而观众又需要的体育频道当然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于是北京地区的33频道就归了中央电视台，作为体育频道在北京地区开路播出。2004年的5月，在北京地区33频道播出的体育频道换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频道。
第二章：体育频道的诞生（3）
在频道开初，我知道有些人心里不同意我的做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更多的人和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创造机会。我并不认为开设一个体育频道在节目上有太大的难处，也不在乎开始的时候收视面窄。我觉得自己把握住了电视发展的脉搏，知道频道资源的宝贵，知道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要比别人发展得快就要把握先机，做别人今后想做但现在还没有做的事情。虽说和几百年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期不同，但是在任何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相同的东西。我在全部例会上说：这就是“跑马圈地”，先有了再说，然后再精耕细做。
刚开始的时候，体育频道像是做给我们自己看的，只在北京地区播出，没有多少人知道。每天4个小时录像没有多少内容，节目内容陈旧，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喜欢。我当时开着一辆“桑塔那”，专门买了一个200元的黑白电视放在车里，接收固定到33频道，看图像是不行的，但声音还是可以听的。家里客厅摆着两台电视机，只要我在家，一台电视机一定是5套。办公室里也是两台电视，一个是5套，另外一台是竞争对手，现在还是如此。
“地”是“圈”来了，而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耕作者当时只有27个，平均每个人每周要完成3个小时的节目量。想想这些人也真不容易，差不多都是10年前参加的工作，当时每周的节目量最多的也不过10分钟。人长了10岁，工作量反而增加了许多倍。人的可塑性太强了。
我有时候想：怎么评价个人的作用呢？从唯物史观讲，是群众创造历史，然而历史记载的却都是关键时期的英雄作为。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必然中的偶然，大势中的小我，但是必须承认在一定时期个人的作用。
为了增加产量和动力，我采用了和其它部门不同的体育部的“制片人”制，强调独立个人的作用。这个制度源于我对权力的看法和使用。
说起权力，人们总是将它与官职联系起来，但是当了官的人怎样利用自己的权力，怎样巩固自己的权力呢？我的看法是：要用自己的权力使手下人也有权力，要把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分出去一部分，给每一个人一个大小不等的带有栏杆的舞台，然后让他由着劲地在里面跳，才能使你当官的理想得以实现。不过作为一个“县团级”的体育部主任，现成的可分权力实在不多，于是我在实际操作中“制造”了一些可供分配的权力，使得在体育部想干事的人们都有着比在其它部门多一点干事的权力。体育部能够在近10年的高速发展中继续维持着比较旺盛的活力，而没有形成“泡沫经济”，制片人制是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我是在中央电视台比较早提出并担任制片人的。那是1991年5月，我将播出了七八年的3个体育部原主打栏目《体育之窗》、《世界体育》和《体坛纵横》统统取消，变成了《体育大世界》和《赛场纵横》两个自制栏目。特别是《体育大世界》，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个常规性的大型体育电视杂志式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的位置是“制片人”。别看现在似乎是个电视台的人都有“制片人”的称号，可在1992年的时候还真是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个词的意义。我部里的编辑在开始的两期都把字幕打成了“制片”，还是我审查的时候发现，并让他改了过来。记不得是谁，问过我：“制片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并不是每期节目都参与制作，却每期都得有你的名字？”我没有在乎他话语中的不满，详细地向体育部所有人解释了何为“制片人”：他是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节目的直接管理者，他决定这个栏目或节目的方针，决定参加工作的人选，掌握这个栏目的预算开支，在英语里称为“Producer”，就是“制作人”、“生产者”的意思。我在《体育大世界》栏目的创建中恰好起着这样的作用，所以制片人是我而不是别的人。但是，只是在体育部栏目少，需要我直接参与改革的时候我才会署名制片人。后来体育部栏目多了，《体育大世界》走向正轨而不再需要我的直接干预时我就不会担任制片人了。这个时间持续了3年多一点，直到1994年10月。
1995年的1月1日中午12点，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正式播出。这之前虽然有过一年多的书面规划和办公室会议，但真正的操作期只有整整两个月。
1994年11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我向体育部当时的27个同事下达了任务：“体育频道1995年1月1日开播，从现在开始，大家可能要过半军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