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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正是这样高度的垄断，形成了市场的独占性，也才构成了高昂的奥运广告价格体系，电视台才能支付得起报道权的账单。
第六章：中国体育电视与中国体育产业的关系（2）
2，电视技术的市场化。欧洲1980年代对于电视市场化的准许，有政治上的因素，更重要的则是电视技术的发展和法律上对于这种发展的认可。因为电视技术的完善，才使之能推向市场，也才能给另外的电视台以生存的基础，也就形成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另一个收入来源：付费电视。
有些体育项目，电视台仅靠广告收入是付不起购买费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职业拳击和摔跤。一场不到两个小时的比赛，双方的奖金可以上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的广告价格也不可能使电视台赢利。因此在美国的几大电视网中人们是看不到这些比赛的，只有在付费频道中播出。美国的价格是每场转播近50美元，100万户就是5000万元，几年前泰森的那场比赛的收视户超过了300万。
3，生产生活水平。在美国，2002年超级碗橄榄球比赛时的广告价格每30秒126万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报道的平均价格是30秒60万美元。在欧洲，尽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队在2002年世界杯中都没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都超过了两亿美金。广告价格是由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决定的。在中国，中央电视台2002年收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已经是庞然大物了。但是在同属中国的香港，只覆盖600万香港人而且还有一个竞争的无线电视台，2002年的收入也超过60亿港币。而中央电视台的高收入历史不过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再次，讲讲中国体育电视的特点。至少应该有两点值得一说，第一是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关系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第二是国外电视机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与中央电视台竞争。关于这些，前文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多说。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1）
1996年从亚特兰大回来后不久，还没从报道的欢乐中回过味来，体育部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事故，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年底的一天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有点“大仙”风度，突然冒出一句：你要小心点，明年是你44岁，你的生日又是4月4日，4个4连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我回了他一句：4加4等于8，我认为明年我是“88”呢！
和命运相比我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我从开始走上社会就记住了老子的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的理解是人生短暂，要抓紧这短暂的人生干些大事，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迹，但又不要过分勉强自己，因为毕竟是忽然而已。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得不面对一些似乎是冥冥中的东西。进入1997年，不顺就始终伴随在我左右。一直身体不错的父亲忽然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末梢神经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过世了。
我生日那天正好是清明前后，父亲提出让我带他去给我的奶奶扫墓，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中午回家的路上，我请他和母亲一起在首都体育馆对面一个小餐馆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吃多少，我们闲聊着我的工作，我的儿子和他的病。谁知那竟然是我和他在外面吃的最后一餐饭，没过多久他就住院了，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周，我每天下班后都要到医院里去陪伴他。他做了一辈子医生，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相信就这么快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相信。然而看着生命的力量一天一天地从他的躯体中溜走，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着人力不可及的安排。在最后的一周里我感觉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头天他拄着拐杖上厕所，第2天我扶着他去，第3天我架着他，第4天就不能自理了。
我经历过不少危险，也看到过许多死亡，但这么清晰地看着它伴着它送着它则是唯一的一次。它给我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似乎我的灵魂也随着父亲的走了一趟然后再回到我的躯体当中，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更加豁达了，我会珍惜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钟。
5月31日星期六早上，父亲终于支撑不住了。我让大夫去掉他身上的所有医疗器具，也让在场的所有人离开，和老家来的堂哥一起给父亲最后洗了一下，为他穿上了准备好的最后的衣服。
那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的时期，体育频道正在发展期，我被安排上党校白天不许请假，下课后我必须回办公室处理公务。妻儿在美国正是学业的关键时刻，我不想让他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徒劳地担心，所以一直瞒着父亲去世的消息。妹妹39岁了才在父亲去世前3天生了个儿子，我在她满月之后才将噩耗告诉她。我觉得在那一个月里我承受了几乎所有可以承受的苦难，因此我又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不可以承受了。
那天将母亲和所有的后事安排好之后，晚上9点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在客厅里转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想什么。10点半我出了家门，在附近的五道口大街上走，看到第一个酒吧就进去了，从那开始我每个酒吧呆半个小时，喝一扎啤酒，一共走了6家。凌晨1点，回家终于睡着了。
现在我还可以感觉到从那时起我的变化。
我更自信了，也更固执了，同时也更宽容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只在乎在我的任期我的权限之内尽快地达到我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
7月份，我定下了“全运会练兵，亚运会实战，奥运会完善”的3年人员培训计划，这个计划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完成了。
9月份，我谈话，写报告，据理力争，终于让领导同意将体育部升格为体育中心，尽管这个中心主任不是我。在中国机构的提升就是舞台的扩大，如果体育部还是新闻中心下属的一个部门，不会在今后的这些年里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
同样是9月份，我被迫离开了《体育沙龙》栏目的主持人岗位。
说到主持，我心里从未把自己当成主持人，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记者，一个过渡型的人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也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我当然知道和我资历相当，或者比我资历深比我职位高的人对我的一些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凭什么你要比别人有名？我无法说什么，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这是由于人们想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希望完全的“步调一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用去解释，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解释清楚。我自己知道要干什么，而且知道已经干成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我觉得已经做够了，再往下该是别人的事情了。说黔驴技穷不太好听，但确实已近江郎才尽。我发现许多时候面对着稿纸半天不知道该写什么字。我告诉自己：是该退出的时候了。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2）
现在来说说我当主持人的历史。我决定从幕后走向前台，最早还是受到原来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的启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专题部主任的他主持过一个特别节目——《红橙黄绿青蓝紫》，不能算英俊的他靠着自己的文采把那个节目主持得精彩之极，倾倒了一大批观众，也倾倒了当时做记者的我。
由于我国电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比之发达国家要晚上许多，但是我国的电视节目又由于世界电视技术的发展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飞猛进，于是产生了训练上的断层，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不像发达国家电视台那样由经过多年实践检验的资深记者担任，更多的是来自原来的播音员。不是说播音员就一定不行，他们有别人没有的优势：普通话标准，在镜头面前发挥自如。但是他们也有短处：一般都是照本宣科，很少有自己的再创作，因此很难确立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在直播情况下很难进行自己的思考。同时由于总是从事第二手的工作，往往不能像一线记者那样了解一个新闻进程的来龙去脉。
希望我的主持人们不会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也不想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体育部已经比在中国电视界的任何部门都要尽力了，我只是说这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发展中电视台总体上的不完备而形成的客观情况，而且我们在一起正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快达到国际标准。因此每当我读到一些报纸上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进行批评的文章时，总是劝解各位不要在意，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出自任何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创造历史，特别是在中国电视体育报道这样一个没有现成模式的现实面前，如果我们不去创造，那就将被别人创造的历史所淘汰。出于这个目的，在1990年亚运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思索，怎样打破虽然已经存在但是我认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局限，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进行一些改造？
我认为电视台体育部的3种前台人物主持人、解说员和播音员是3个不同的行业，应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方法。解说员是最难得的，这个行业的人员，特别是出色人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需要对体育的发自内心的热爱，需要机敏的反应，需要一般人不具备的语言组织能力。学校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的，只有从社会中寻找。这就是我这些年来每4年要搞一次解说员大赛的原因。
播音员则必须是科班出身，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将普通话定为“国语”的国家，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必须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当然现在这类学院似乎多了几个）。前些年流行了一阵“说新闻”，初衷不错，但是我认为不论是说还是读，都必须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标准的普通话特别是播音用的普通话一定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