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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不错，但是我认为不论是说还是读，都必须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标准的普通话特别是播音用的普通话一定要是在专门学校里才能够学到。
主持人又是另外的事情，在播音员和解说员中也可能出现出色的主持人，他们和别人相比优势在于镜头前的感觉。但是他们也有着做主持人的大忌：说话时不思考。解说员是来不及思考，播音员是不允许思考。而主持人必须思考。我认为主持人最应该从记者中出现。一方面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观众要听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提问中思考被采访者说的什么。
我自己做主持人的想法最早出现在1990年亚运会之前，那是一种无奈中的绝望，最终也没有胆量实施。
真正担任一回主持人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可能是我当时太自信了，也可能是当时的观众太宽容了，更可能是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电视正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由我自己决定在中央电视台第1套节目的早晨和晚上的黄金时间我主持两档直播节目，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自量力，可是那时候就真那么做了。
我并不认为奥运沙龙是一个完美的节目，而且那样每天10分钟的节目还不足以给年轻的后来人做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榜样，而我始终认为电视体育报道应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1995年1月开办的体育频道终于使我如愿以偿。这是我们自己的一块天地，可以让我们勤恳地耕耘和大胆地试验。只要目的明确，我从来喜欢试验，而且也不怕在试验中失败，当然如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那则只能证明我的无能，也就不会赖在体育部主任这个位置上了。
在第一份体育频道的节目表里我就排上了《体育沙龙》这个栏目，每周五晚上，90分钟，直播，程志明担任制片人，我和师旭平轮流主持。为什么选择师旭平？许多人问我。第一，他对节目尽心尽力，和新中国同年出生的人，在中央电视台也是老同志的他，做起节目来可以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起拼命，熬夜；第二，他的节目做得好，特别是解说词经常冒出非常精彩的火花；第三，他在镜头面前镇得住，虽然有时显得有些木讷，虽然有时候他的解说词要比主持更加精彩。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3）
从一开始我就把《体育沙龙》定为现场直播节目。我现在还是认为直播的谈话节目才叫谈话，才吸引观众，也吸引主持人和被采访者。而且看似不给对方准备的谈话正是对谈话者智力和能力的尊重。凡是可以被邀请到电视台做谈话节目的一定是某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不论做什么，即使不在媒体工作，只要在所从事的行当里做到顶尖，都有他的过人之处，也都有相当的自信。主持人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会说错什么，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尽快地了解他，并提出得体的观众需要的问题。
尽管在做节目之前主持人总要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大致内容，但是没有人可能将直播中要说的话都准备好。而且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是突然出现的，这要求主持人和客人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凡事只要投入就有意思。
1995年在制作《体育沙龙》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没有一个类似的谈话节目，而且当时我们请来的客人都是郎平、马俊仁、李永波、蔡振华等极富知名度的人物，又是带观众的直播，而且还引入了电话提问，所以这个栏目在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如果当年的体育频道在全国的知名度像现在这么高的话，它的影响力将比现在的许多谈话类节目大得多。不过若当时体育频道真的和现在一样强大的话，这么一个直播栏目恐怕也不会有降生的可能。
1997年的上半年，《体育沙龙》不再被允许直播，起因在于一次口误。被邀请到演播室的一位客人说得兴起时露出了一句“国骂”，由于当时情绪热烈而且这位客人有些口音，在场的人们都没有注意。然而还是被听到的观众一级级反映上来，最后高层一纸命令，《体育沙龙》从此改为录像播出。
尽管我有时候也会有些牢骚和埋怨，但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一直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的人是不多的。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上上下下的客观环境。特别像我这个岗位，这种做法，如果真有领导和我过不去我也只好走人。
我不是一般的部门主任，而且是一个有名的部门主管。直到现在走在街上，特别是走在北方的街上，还时常有人将我认出来索要签名。人不能什么都占着，名利权三样可以两者兼得，但三项全收就有些不对了。所以近几年来我尽量减少在屏幕上露面。
但是我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看法不改，我希望经过一些年之后，中央电视台也可以出现像美国的芭芭拉、丹拉瑟、拉里金等世界知名的主持人。遗憾的是我们太性急了。中国电视令人成名之快既吸引了大量人才又浪费了大量资源，至今没有一种历史感。
第八章：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1）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有几次想到过离开，想到过激流勇退，但是都没有能够付诸行动。这一次恐怕是真的了，从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大概要将主要精力从体育中心主任的位置上转移了，这是一种被迫却又是一种自愿。
这个转移是为了接受北京2008年奥运会电视转播公司的首席运行官的职务。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话得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说起，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却又关联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过去的20年中，奥运会变得如此辉煌，如此重要，受到如此众多的城市的追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既可以扬名又可以赢利的运动会，一个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人类聚会。而这一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电视的介入和发展。
奥运会主办城市从国际奥委会分到的资金中一半以上来自奥运会的电视报道权收入，超过10亿美元。而这也就要求主办城市必须提供非常出色的电视服务给予报道权购买者。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电视信号由当时美国版权拥有者ABC电视台提供。但是由于美国电视的制作传统，总是突出本国运动员，在国内报道中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提供给美国之外的奥运会电视信号还是将第8名的美国选手处理成仿佛是得了金牌，其他国家电视台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在1984年之后国际奥委会有了电视信号提供规定，各主办城市必须遵守。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的电视信号主要由韩国电视联合体提供，但是当时已经有了权利很大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应该说汉城奥运会正是电视技术发展的前夜，信号制作得中规中矩，没有特殊的抱怨，也没有特殊的记忆。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电视报道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年的奥运会电视信号提供为今后提供了一个标准和一个制作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电视技术进入到1990年代之后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个西班牙人的功劳。这个人叫罗梅罗，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电视委员会主任。从那时开始就形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信号制作标准。2004年奥运会的电视摄像机的机位图和基本服务，其实都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基础上的增加。
自从巴塞罗那之后，罗梅罗就成为了奥运会电视转播的主宰者。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亚特兰大奥组委在美国国内没有找到一家电视台愿意承担电视委员会信号提供的任务。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员的费用比较高，而且作为美国3大电视网，他有自己的播出计划。只有NBC有奥运会版权，但是NBC不可能腾出另外的人手来做国际信号，因为他要做自己的国内报道，而且更注重的是自己国内的报道。另外一个原因，国际奥委会对于美国的转播不是很放心，在美国人来讲，观念是以美国为中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是ABC担任电视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经招来了很多国外，特别是欧广联机构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注重本国运动员了，这是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制作方式。因此，1996年还是由罗梅罗带着欧广联的人在亚特兰大制作信号。
而他似乎是为了做准备，1994年就接了美国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制作，在那里成立了一家公司。他在当地找了NBC原来的奥林匹克节目制片人当他的副手。
2000年的悉尼，组委会很早就成立了电视委员会，但是最后还是雇用罗梅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澳大利亚电视7台的体育部主任担任首席运行官。
2004年的雅典奥组委对电视信号制作采用了招标方式，竞标的是希腊电视台和欧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体与罗梅罗的公司，结果还是他胜出。但是时间拖到了2001年，给准备工作带来了麻烦。
从2000年底开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就酝酿着一个决定：今后的申办城市要同意一个条件，电视信号提供由国际奥委会的电视服务公司（OBS）负责，而OBS是由罗梅罗和IOC（国际奥委会）成立的合资公司，IOC占有99％的股份。
初看起来，这个决定充分表现出了IOC的专断，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保证奥运会电视信号质量的一个根本办法，毕竟全世界的电视台付出了这么大的价格来购买。从主办城市角度讲，电视信号提供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工程，有超过4000人介入，超过20亿人民币的投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提供这么多的现成人力和设备。假如每一个主办城市都自己做电视的话，一定会造成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从而带来各电视机构的抱怨。所以固定一个团队来做奥运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申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陈述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