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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XX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镜头三： 离开广场换衣又返回
我赶到住在虎坊桥的工友张XX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想想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动，稍有点后怕；决定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客、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着我喊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了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 “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XX。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 ——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窝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X之邀去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流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变。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镜头四： 站在人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漫骂一概不理。这时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特来劲，因为它比这些日子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怂着人更起劲地对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直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马小六；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XX、王XX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镜头五： 烧汽车了；我赶紧溜走；受到工厂师傅们的保护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我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 “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吭呦吭呦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3点左右，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他又问了我在广场的行为，一脸严肃的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他看赵师傅为我划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4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90％我逃不掉；但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否认在广场上的行为，因为年轻底儿又不潮，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