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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