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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 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难忘的一九七一
发布： 2008…11…01 11：37 ｜ 作者： 唐晓峰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一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 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