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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